5年前的2月，我作为第一批专班成员前往副中心，心情忐忑。
5年后的2月，重回故地，不再是专班成员，而是在机关处室历练。
工作内容和节奏的巨大调整，令生活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境地。习惯于事先计划、谋而后动的我，一时难以平复心绪。
想起父亲也曾在机关工作，而且一干就是数十载，不由得心生感慨——终究走上了与父亲相仿的道路。
重新回到位于通利福尼亚的机关大楼，不再如2019年初次报道时那般陌生，尽管楼宇之间的地下通道和二层连廊仍然似迷宫般注视着我。
开始接手机关内的工作，起点竟是灾后重建。在做了半年多灾后重建规划的技术性工作后，没想到又要接手相关审批事项。从规划研究到审批管理，过程虽上下衔接，内容却相差千里。前者更加注重技术逻辑与论证的严密性，后者则更强调责任共担和秉承上意。工作原则上的变化，需要重塑认知，将价值观的筹码重新排序，从而调整行为，转换角色。
机关里多数业务处室的工作，早已不如传统观念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开不完的会议占据了相当比例的工作时间，面对事前一无所知的议程事项，只好加班加点，多方打听。每天数十件公文，一点开系统就露出狰狞的面孔，催促办理。紧急的备参组稿任务，总是在下班时或周末不约而至，搅乱原本的生活计划。
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很难想象在机关里的日子，竟也如此紧迫和破碎。另一方面，在与机关内同事的闲谈中，他们以为专业技术工作会有非常完整的时间深入思考规划方案，且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实则在技术岗位上，无数甲方的连环call早已将工作时间切割得稀碎，在工作安排上更似急抓壮丁，内容的连续性并不明显。
一番体验，不难发现，众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在真正交换身份前，换位思考终究只是奢望。
当同时亲身体验过技术派规划师以及实操派经办人的工作后，也就不难理解，二者在工作目标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规划师大体而言，崇尚工具理性，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及实践可以达到最优的结果，其行动的初衷多少带些理想主义的成分。机关职员，则需遵从严格的上级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价值理性，且价值在逐层传递中极易发生异化，逐渐忘却了价值内核，仅留存下外在的形式。这种形式化的倾向，令职员并不执着于追求最优解，而是以在规定的时限内推进度为目标，且在过程中更加重视潜在的风险与责任。
虽然规划师与机关职员同样希望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取得成效，但两者对于“成效”和“代价”的感知截然不同。在规划师眼中为了实现系统最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机关职员眼中隐藏着无法承担的风险及后果，在两者不断磨合的相互作用下，最终推出的行动举措往往相对中庸，这是权衡了诸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之后的结果。
因此，在追求变革的发展阶段，具有求变之心的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是不可或缺的。中层机关的核心工作，在于落实与服从，同时希冀在常规工作中抓住可能取得亮点的机会，以谋求职位上的晋升。
在双重身份的加持下，深层次的共情与换位思考不再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