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

第一，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孩子的劳动力价值降低；二是孩子的情感价值提升。

第二，中国典型的养育问题：教育过度投资和隔代养育。

第一部分

今天的父母一般不会让未成年的孩子打工挣钱。就算让孩子干家务或打工，一般也不会是为钱，而是为了让孩子懂得劳动的意义，或建立良好的金钱观。

但在100年前的美国，很多家庭可不这么想。他们让孩子干家务或打工，是真的需要孩子劳动，帮忙操持家事，或赚钱补贴家用。那时，孩子是家庭重要的劳动力，但今天肯定不是。我们来通过童工案例来观察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欧美，童工刚出现的时候不仅不是坏事，人们甚至感激那些雇佣童工的工厂。穷人家的孩子能到工厂打工，家人很高兴。这可比擦皮鞋/卖报纸，收入稳定多了。

1820年，美国一家纺织工厂里，工人有一多半都是孩子。当地不仅没人举报，还有人写文章感谢工厂：镇上的孩子本来什么贡献也没有，有了这家工厂，他们就能每年给镇里贡献13500美元了。

1900年，美国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在10-15岁的孩子里，有1/6都有工作。几乎没人觉得这不对，的那大家清教徒，他们认为劳动是美德，工作是义务，孩子也一样。如不工作，孩子就会懒惰/散漫，将来会成为对家庭社会没用的人。

到了20世纪初，有人开始挑战这种观念。研究童工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人们还成立了童工问题委员会，揭露童工现象的罪恶。为什么突然改变这种观念呢？难道是人们的道德水平突然提高了？当然不是。

童工是早期工业社会的一种经济现象。1860年以后，工业化给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城市里的普通人家靠大孩子的工资和小孩子的劳动才能维持。那时，这是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工厂老板当然愿意雇用这些小工人，机器生产本来就极大节省了成本，雇用廉价的童工，成本不就更低了吗？对穷人家庭来说，孩子工作不仅能补贴家用，还能分摊风险，万一父母失业或生病，他们的收入就是家庭经济的缓冲。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进步，童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慢慢消失了。你想，孩子能做的都是简单/基础的工作，技术进步之后，这些工作大部分被机器取代了。而且，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了移民潮，带来了更多廉价劳动力。对工厂老板来说，童工廉价的优势也不大了。此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农业机械化以后，越来越多的成人进城务工。童工工资低，就会拉低成人的工资。

于是，主流社会反对童工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但是，美国推行废除童工的法律却很困难。1938年以前，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有人说，肯定是那些贪婪的工厂老板从中作梗，但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童工问题的矛盾，爆发在法院/教会/保险公司/领养中心/新闻媒体，也爆发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里。在这里，你能看到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的复杂互动。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变化了，一定会导致某些社会效应。而泽利泽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市场和社会观念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

我们前面分析的是市场因素。那么，童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是没办法明确界定孩子的劳动，这就是观念层面的问题。人们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童工。比如说，不让孩子工作，只是不让孩子给工厂打工吗，帮妈妈做家务/照顾弟妹算不算呢？帮爸爸干农活算不算呢？在基础教育还不普及的年代，多大以下的孩子是保护的对象呢？

种种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工厂/法院/保险公司，甚至家庭内部，一旦涉及到孩子和劳动的问题，都会出现争议甚至矛盾。于是，大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得小心摸索才能找到共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就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改变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零花钱该怎么给？有的父母会觉得供孩子吃喝是应该的，但买糖果或玩具就不一定了。可是，社会观念改变之后，孩子又不能出去打工靠自己赚钱，他们买玩具/糖果这些消费需求就得不到满足。1930年代，美国的法院甚至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儿童犯罪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获得零花钱。你看，孩子的消费需求怎么才能合理满足，不仅是父母头疼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20世纪初，法院/学校/媒体/研究者等等，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一部分人觉得孩子可以通过家务劳动换零花钱，这些人还是认可孩子的劳动力价值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孩子和家庭的关系不是劳动合同，父母给孩子花钱应该不计回报。

观念的钟摆最终偏向了后者，父母给孩子花钱，包括买糖果和玩具成了天经地义，父母更不能靠孩子的劳动给家庭挣钱。几十年前还正常的事，如今变得有违人伦。童工彻底成为禁忌。1938年，美国通过了一个保护儿童演员的法案，规定孩子挣的钱不属于父母，，父母也不应该靠孩子来增加家庭收入。这个法案等于重申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孩子不再是家庭的劳动力。

总结第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中，童工的地位改变了，这是市场的变化；接着，关于儿童劳动的定义也跟着改变，这是观念的变化，最终，人们重新定义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这种种观念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这就是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的双向互动。

第二部分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彻底改变了。对家庭来说，孩子失去了劳动力价值。但你想想，家长对孩子的投入降低了吗？没有，反而大大增加了，对不对？这就是因为，孩子劳动力价值降低的同时，还有另一个变化相伴发生——孩子的情感价值放大了。这就是第二部分要讲的。

孩子的情感价值为什么会放大呢？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孩子不能靠劳动给家庭带来收益，每个家庭生的孩子数量就会减少，物以稀为贵，孩子的价值就会提高。这时，孩子没有了劳动力价值，情感价值自然就变得加倍重要了。

这是从收益来解释，我们还能从成本来解释。今天，不管是疫苗/学校的伙食还是一些伤害儿童的恶性事件，只要跟孩子安全有关的新闻，一定会牵动整个社会的心。你肯定没法想象，100年前的美国，如果一个家庭失去一个孩子，他们可能只是当作一件无可奈何的小事。父母克制对年幼孩子的情感，泽利泽觉得，这是一种不得已的理性。你想，19世纪儿童夭折率还很高，而丧子之痛又太深，父母负担不起这样的情感投资，所以就不愿意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倾注太多感情。

这么看的话，孩子的情感价值放大很可能跟医疗进步有关。随着现代医疗的发展，儿童夭折率大大降低。生养孩子成了更安全的情感投资，为人父母的情感本能就会安全释放出来。这是人口学家的观点。心理学家怎么看呢？他们觉得，随着教育进步，母亲越来越懂得怎么疼爱孩子，孩子的寿命自然就延长了，情感价值也会跟着放大。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泽利泽还不满意。在她看来，情感价值放大跟劳动价值降低一样，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止发生在每个家庭内部，更是整个社会的共振。

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人们越来越难容忍孩子的安全事故了。19世纪，孩子发生车祸造成的家庭悲剧只是孤立的事件，一起事故最多只会在社区里引起强烈反应。但到了20世纪，这类事件就有了公众意义。在纽约，市民会自发聚集为遇难孩子送葬，为他们树立纪念碑。

1926年5月1日，纽约人民举行了一场纪念碑揭幕仪式，来缅怀过去一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7000个孩子。通过这种观念仪式，人们强化了这类悲剧故事的象征意义，就好像孩子的死是所有人的失败，也是所有人的责任。这些可怜的孩子不仅是遇难者，更是现代文明的殉难者。抗议和纪念活动，让一种观念成了超越阶级和种族的普遍共识：孩子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有神圣的价值。孩子在情感上变得无价，是一个社会过程。

整个社会都开始重视孩子的生命，这又促成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各国的交通法都会规定在校园附近要减速慢行；学校要给孩子上安全课；社区要给孩子提供安全的游乐场，让他们不要在马路边乱跑。人们在心里勾勒了理想童年的样子：接种疫苗/营养饮食/良好教育，甚至还得有自己的房间。

情感很难量化，更不能交易，那情感上无价的孩子肯定没办法定价了吧？对每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当然没错。但，如果把观察的尺度放大到整个社会，你就会发现，在很多特定的领域，人们不仅需要给孩子定价，而且孩子的价格还上涨了。

书里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法院对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19世纪，法院确定赔偿金额的公式很简单，就是孩子在成年之前还能靠劳动创造多少利润。而到了20世纪，孩子没有劳动力价值了，法院的判罚就会变得很难。怎么用钱来抚慰丧子之痛呢？孩子生命的价值，还能用金钱衡量吗？法院不可能根据养孩子的成本来赔偿吧。但是，赔偿总是要做的，人们要求不只是赔偿本身，更是这笔钱的象征价值。它象征着孩子的情感价值。泽利泽说，这其实就是情感的货币化，也是书名所说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你看，在情感价值的问题上，市场规律跟社会观念之间，也同样存在复杂的互动。

怎么才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呢？法院赔偿的案例太极端，我们换个例子，来看看领养的问题。

过去，人们更愿意领养大一点的孩子，最好还是男孩。因为大孩子/男孩子能干活。可现在，孩子不是劳动力了，人们为什么还要收养孩子呢？实际上，收养意愿确实下降过。在1900年前后，想要有人能领养孩子，机构还得给补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孩子，对家庭来说就是负债。

可是没过几年，想领养孩子的人突然变多了。1927年的《纽约时报》说：过去，领养机构的任务是给无家可归的孩子找家，如今，领养机构是要帮没孩子的家庭找孩子。

合法领养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但领养的数量反而增加了好几倍。大部分人领养孩子，既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让孩子干活，而是为了满足情感需要。

就像一位领养父亲说的：说什么孩子欠父母太多，我们永远偿还在孩子身上欠下的感情债。找个孩子来爱，甚至成了一种浪漫追求。领养成了新时代的童话，人们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穷人的孩子进入到富人的家庭，就像白雪公主嫁给了白马王子。

那什么样的孩子能成为童话故事的主角呢？肯定不是十几岁的大男孩了，领养父母想要洋娃娃一样可爱的孩子，金发头/蓝眼睛，最好是女孩。因为他们觉得女孩更好养，而且不会那么早独立。

收养当然不是完全免费的。在合法渠道，代理机构收取的是服务费。但不可否认，这依然是把孩子的情感价值货币化了。非法渠道更是如此了，他们会给孩子明码标价。讽刺的是，正因为孩子的情感价值越来越大，这样的市场才会存在。

这才是泽利泽真正要说的问题：在情感上孩子是无价的，但在很多具体的社会活动里，比如说领养和儿童保险，孩子又不可能是无价的。人们误以为自己把孩子捧到了天上，成了天使。实际上，旧的市场机制不存在，新的市场规则自然取而代之。我们只是重新定义了孩子和市场的关系，改了定价公式而已。

不过，这不是一个悲观的结论。泽利泽是在香醇我们，经济和文化不是独立运作的两个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颠覆我们的世界。

孩子的价值变化，本质上其实是人的价值变化。这个反应的过程当然非常复杂，但通过分析里面的变量，你就能体会到：市场规律会改变社会观念，社会观念也会反过来改变市场。所以说，泽利泽的理论挑战了市场经济一定导致某些社会效应的假设，她因此开创了一个细分学科，叫儿童社会学。在她之前，研究者主要从个体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儿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来深入理解儿童的问题。

第三部分

孩子意味着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人会有不同的答案，那21世纪的中国人呢？第三部分，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和美国很不一样，安全按泽利泽的理论来解释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我们能跳出这本书的案例，恰当地运用她的理论来分析身边的现象，还是很有帮助的。

先说教育的过度投资。中国式教育如今已成了贬义词。为了孩子好，有的家长会牺牲孩子的情感和个性自由，采取各种高压手段，让孩子按照大人想要的方式生活。望子成龙让家长不计成本的投入。有调查说，城市里一半以上的孩子每周要上补习班。好一点的补习班，一年要花几万块。为了上好一点的中学，家长更是不惜花几百万买条件很差的学区房。

教育成本这么高，当然是因为孩子的情感价值放大了。听了前面的解读，你应该明白，这不是中国特色。

书里引用了1904年一个美国爸爸说的话：我们为孩子工作，为他们计划，为他们花钱，为他们受益而买保险，甚至为他们节衣缩食。

要问原因，肯定感觉爱到深处，一个人才会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经济上没用，情感上无价的孩子，必然会让父母付出更多的成本来养育。

中国父母跟这个美国爸爸没什么区别。20世纪，中国也经历了工作化/现代化，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孩子的情感价值甚至会放得更大。父母自然就会为孩子节衣缩食，为孩子牺牲自己。

但是，当养孩子的成本太高时，人们会不会不愿意生孩子了呢？今天，确实有人把孩子看成自我实现的障碍。泽利泽说，孩子没了劳动力价值，生养就成了一个自主选择，而情感需求的代价如果太高，就可能被压缩/降格，甚至被替代。这种情感需求可以不再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有一个回馈对象就行。宠物狗儿子，游戏里的蛙儿子，不都是情感价值的替代品吗？

怎么办？泽利泽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案，她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淡。养育孩子的重担可脱离家庭，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有点像斯巴达人，把各个家庭所有的孩子放一起养大。这个观点或许有些理想主义，不过我觉得她至少点明了问题的关键：孩子的价值变了，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想要改变，或许还得重新衡量孩子的价值。

接下来，说有中国特色的隔代养育，这个问题同样也跟孩子的价值密切相关。

在网上经常能看到讨论隔辈疼的帖子。这个问题已是很多年轻父母的心病，他们不得不依靠祖父母带孩子，又接受不了祖辈的育儿观念。很多人觉得，整个矛盾根本无解。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选择和冲突分开来看了。年轻父母选择隔代养育，是因为工作太忙，而他们跟祖辈有矛盾是因为代际差异。这么说当然没错，但用这种思维看问题，当然无解了。如果我们能换成泽利泽的思维方式，从孩子的价值来分析呢？

在中国，孩子价值的变化，并不只是劳动价值和情感价值此消彼长，这中间还有一个变量，就是传统的血缘价值。传统中国，孩子的血缘价值甚至要大于劳动力价值。在家族血脉的网络里，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子，意味着一个家族能存续。今天，当血脉传承只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孩子的价值当然会进一步放大。

今天的中国，孩子的价值等于情感和血缘两种价值叠加。隔代养育在中国普遍是这个原因，年轻的父母跟祖辈的观念冲突也是这个原因。对祖辈来说，血缘价值更重要。他们首先要孩子身体好，才能延续血脉； 其次想要孩子听话，符合家族期望。而年轻的父母更看重情感价值，所以更看重人格培养。重视的价值不同，养育的侧重也不同，没有本质的冲突。如果这样来看问题的话，就不会觉得隔代养育是个无解的矛盾。

那么，具体的观念冲突怎么解决呢？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不过，如果接受了隔代养育不会必然造成冲突，我们至少能看到一种良性的趋势，观念的靠近会在合作中逐步达成。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父母会把孩子送到老家，让祖父母养娃，自己在大城市工作。那父母想孩子怎么办？现在科技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选择，他们可以教老人用育儿APP，用照片/视频记录孩子的成长，满足自己“云养娃”的需要。

如今，这已成了育儿APP的重要功能。因为祖父母的用户越来越多，育儿APP也开始增加针对祖父母的育儿知识，甚至成了育儿APP的一个卖点。两代人之间育儿观念的差距，是因为信息的来源不同，如果渠道统一了，差距自然会逐步缩小。你看，这不也是市场规律和社会观念互动的结果吗？

总结

100年来，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孩子不再有劳动力价值 ，情感价值又被无限放大了。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中国也一样。

孩子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变化，改变了关于孩子劳动的社会观念，又进一步改变了孩子和家庭的经济关系。

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让孩子摆脱市场，只是转换了定价公式。很多时候，无价的情感依然需要金钱来衡量。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还有泽利泽给我们展现了丰富变量，让你能够看清变化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她最终的结论：市场会改变社会观念，社会观念也会改变市场。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当代中国的两个养育问题。首先是教育过度投资。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过度投资是孩子情感价值放大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社会问题，只是100年来市场和社会观念一位新人延续。

其次是隔代养育。隔代养育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用泽利泽的理论来思考，我们至少能看到一种良性的趋势，代际差异并不是冲突，观念的靠近会在合作中逐步达成。

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子女？学生？公民？还是成人的预备期？这个问题包含着无数的社会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