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87年发生了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签署，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印度在春丕河谷和中国对峙，大兴安岭大火烧了27天。另有，京广铁路大瑶山隧道贯通（注：8年后我南下广东由此经过，对隧道之长、施工难度之大叹为观止），陕西法门寺发现4枚释迦牟尼佛指舍利（注：30年后我游法门寺得见其中之一，自带神秘光环，引人膜拜）。在乐坛的风云人物则是费翔，《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传唱全国，热度极高。
对于我们这些多为农村出身的新生来说，国家大事似乎离我们还比较遥远。经历过中考的考验，甫入高中更多的还是松一口气之后的小激动、大新鲜，也夹杂着几分对三年之后高考的期盼。交了报名费，认领了班级和寝室，就算是高一学生的一员了。一切刚刚开始，希望的种子开始萌芽。
教室墙头的大黑板上公布着所有新生名单、他们的中考分数和所属班级。高一年级有四个班，我分在一（1）班，这个班有不少同学在后来继续是我文科班的同学，如程卫国、徐爱民、张金松、胡小岚、王淑华、夏小青、孔小燕等等。从入学分数看，高分并不集中在某一个班，说明学校分班还是挺讲究平衡的，没有快慢班之说。入学分数最高的陈鑫和张翔后来也是我文科班的同学。与我一起从团陂初中升入团陂高中但不在同一个班的皮立勋，若干年后担任了这所高中的副校长。
入学之初那几天，通过大黑板还能不断看到八七届高考录取情况的发布。印象中当年录取的大中专总量不少，估计有一百多人。排名第一的是王秋旺，录取到西安交通大学。王秋旺非常优秀，后来在西安交大一路读完博士留校任教，三十出头就破格评上了教授，现在是长江学者，曾入围院士评选。那年考上本科和大专的人蛮多。也有一些人录取到中专学校，但要知那时能上中专也是很难得的，其难度不在今天就读普通二本之下。当年团陂高中在普高当中名气大，影响超出了县域范围。三年后我进入某大学读书，攀谈中来自红安农村高中的徐同学告诉我团陂高中很有名，他听过这所高中的名字。据说团陂高中高考往届多有辉煌表现，特别是八六届。可惜八八届及之后连续几年的高考表现大幅滑坡（文科尤甚），挫折甚大，失去了在县内普高中的领先地位。虽说大环境的影响不因人的意志转移，盛衰有其周期规律，但只要学校精神底蕴在，终归有重新振作之时。后来团陂高中又曾在某些年份高考大放异彩，可为例证，这是后话不提。
团陂高中的校舍依山而建，主体是红墙黑瓦尖顶单层的建筑。进大门左手边是小卖部，右手边是饭堂，也是我们各自将从家里带来的大米送去称重换饭票的地方。正对大门口是一面长长的斜坡，斜坡尽头就是连在一起的高一年级的四间教室，自西向东依次为一至四班。其他年级的教室在后面或侧后方。
下课吃饭的场面壮观。各班学生一窝蜂冲出教室，跑步奔向饭堂，堪称争先恐后。在饭堂打饭时则你推我搡，挤做一团，尤其是早餐时段。以致校方不得不组织老师或学生干部在早餐时段维持秩序，让学生排起长队一个个地来。中晚餐时间没有那么赶，就没有安排值班。
团陂高中当时的校长是何旺村，教导主任夏学矩。学校有不少功底深厚、教书育人成绩斐然的资深教师，但当年教我们高一年级的主要还是青年老师，其中不少刚从师范院校毕业。
我们一（1）班的班主任是高国喜老师，他教我们语文课。高老师身高一米八几，那时大概二十几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一枚，风华正茂。他朗诵课文抑扬顿挫，干脆利落，分析文章头头是道，间或幽上一默。在给我们讲授《三国志·诸葛亮传》时，文中说到诸葛亮“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高老师打趣地说，你们不要被这里的八尺吓到，那时的八尺放在今天也不超过一米八，比你们高老师可能还稍微矮一点呢。诵读抒情诗歌例如《大堰河——我的保姆》，高老师读来如泣如诉，真挚动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老师早年是中师化学专业毕业，后来才改行当语文教师，再后来取得大学学历。他曾跟同学们简述自己由理转文的过程，其间如何忘我地学习，以致初始化学专业知识淡忘，甚至问别人H₂O是什么，逗得大家满堂大笑。入学不久，高一年级的几个班几乎是在同一个星期天组织到团风县（当年还是叫黄冈县）但店镇白云山郊游。当时学校出于安全考虑，并不鼓励学生到野外游玩，但也没有强行阻止。高老师放心不下，和我们同上白云山，全程陪伴。我记得他的午饭就是一根筷子串着的几个馒头，那是他当天早上从教师食堂买来的。他和同学们在一起，简单而快乐。高国喜老师那时已表现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并指导校学生会的工作。高老师文才出众，在那年学校迎国庆的诗歌板报上，他写了一首诗《故乡的河，相思的河》，很有感情。大概在我升入高二读文科的那年，高老师调离了团陂高中，从此我与他没有交集。后来听说高国喜老师先后在县一中、县教育局等单位任职，事业向好。可是至今我没有再见过高国喜老师，而他也不一定记得我，因为当时我在他的班上实在太不起眼，我后来在文科班如鱼得水的表现他也没有机会见到。
教我们班数学的是王益老师（不确定这个“益”字是否准确），瘦高个，篮球场上的好手。我还记得他夹着巨大的三角尺给我们讲立体几何的情景。我对王益老师印象不深，大概因为数学是我偏弱、比较畏惧的一门课，我做不到集中注意力听课，听数学老师讲课总觉得乏味，兴致不高，容易犯困，当时也不具备后来认识到数学极其重要的觉悟。但即便是当年，我也认为这位老师的课其实是讲得很好的，因为我在有限的几次没走神的时候，他讲的知识我几乎完全听懂了。可见学不好一门课是个伪命题，原因很可能出在自己本身。王益老师后来去向如何，我完全不知。对高中毕业后常年不在浠水生活的我来说，不大可能也不会主动去了解这些情况，那时远还未到念旧的年纪。
英语老师姚斌，也是青年教师。他习惯全英文上课，语速较慢，浅显易懂。听说当年姚斌老师只是中师英语专业毕业，教高一的英文对他应该说是个挑战，但他始终在尽心尽力地讲授课程。我在初中学到的英语基础算是比较好的，在高一阶段则是不温不火，因此课堂上互动不多。姚斌老师忠厚、平易近人。有一次他不慎把钥匙锁在宿舍房间，进不了门。一筹莫展之际看到那时身材矮小的我，便叫我从他房门上的门洞钻进去替他打开了房门，搞到我刚洗完澡换上的白衬衣脏兮兮的，但我当时是乐意帮忙的，对此并无怨言。后来听说姚斌老师去了某师范院校进修英语，学成之后水平必然提高很多。我从此没再见过姚斌老师，相信他必定一如当初的和气。
我常常跟人说，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从来没有做过班干部，充其量有那么一两次做过课代表或小组长。就在高一（1）班，我当上了政治课的课代表，这大约是因为我中考的政治分数还比较高。但我这政治课代表竟然不记得高一时大部分时间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是谁。我只记得高一初期短暂地给我们代过课的那位刚大学毕业的老师-王锦华。王锦华老师说他大学读的是历史学，但被学校安排上政治课（那时讲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也算是用在相关领域了。这王老师显然是个很有才华的老师，不愧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迎国庆的教师板报上他写了一首词，我记得开头是“佳节重来，欣望眼，喜溢心怀”。更妙的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在他的词中也有反映，一句“改革豪光射斗牛”，把握住了时代脉博。可惜的是，我没能等到高二文科时听王锦华老师讲他拿手的历史课，因为他很快就调离了团陂高中。多年以后借助互联网，我得知王锦华老师调到了县文化局，做过多年闻一多纪念馆的馆长，现在是县文化局工会主席、县政协常委。历史就这样会开玩笑，让人错过一些可能很宝贵的学习机会。
化学老师郝春明，貌似也是刚毕业不久，他家好像就住在团陂街上。郝老师属于文静的那种类型，说话细声细气，但讲课一丝不苟。我总记得他讲课中有一个口头禅“分子”（此处“子”念第一声）。郝老师这里说的“分子”不是指化学中的那个常用术语，而是指考试的分数。因为他讲化学课时常常将内容与将来的考试相联系，大意是你学好这部分内容不外乎是为了在考试时赢得分数。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我蛮认同郝老师的理念，因为高大上、抽象的目标实际上常常难以实现，简单具体的目标更加实在和激励人，更有实现可能。据说郝春明老师后来调去县一中任教至今。
物理老师高中维，应该是那年刚从黄冈师专毕业的新老师，初为人师的紧张和不安一望可知。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物理课时，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几步跨进来，脸色有点发白，过了好一阵子才放开。那时很年轻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的高中维老师，课间休息时喜欢和同学聊天，偶尔讲点他读大学时的事情，让我们很感兴趣。初入高中，谁不盼着上大学并且期望早日梦想成真呢？高中维老师授课相当认真，我这物理学得极差的人多年后也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到笛卡尔的理论。我后来升大学家里办酒宴时，高中维老师曾被王佑勤老师叫上一起到我家吃谢师酒。遗憾的是我物理学得不好，没有选择理科，也就缺少和高中维老师在物理方面的共同语言。听说高中维老师后来调到县一中任教，也是数十年未曾谋面的了。
我记得人的样子但不记得名字的是生物老师。那是位女老师，皮肤略黑，戴着眼镜，性格似乎比较内向。高一时她结婚，班上的生物课代表吴爱明组织同学们凑份子，给老师送了一束花-塑料花。这位女老师讲课严谨，但不久以后也调离了团陂高中。
对于高一结束后选择了文科的我来说，学习理化生课程真的像个过客。后来我回想当时我们的老师都是很敬业的，没学好功课还真不能怪老师没教好，只能怪自己不够专注、不够努力。我常拿自己这方面失败的例子警示下一代要发奋用功，抓住宝贵时间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学好数理化，未来选择更多、更广。
高一（1）班学生有七八十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本县生源，也有少量外地学生。那时团陂高中携往届高考的余晖，吸引了外地学生前来就读。同学中有好学的、有调皮的、有成绩好的、有成绩差的，成绩居中的是大多数，其中一些同学让我印象颇深。
班长秦光明，竹瓦那边人。秦光明属于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那一类，入学分数高，上进心也强。不过他运气不太好，第一学期开始不久就生了眼病，被迫休学治疗了几个月，痊愈后才回来继续上学，但功课还是明显受了不利影响。我曾和秦光明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他生眼病时我还和其他几个同学骑自行车跑几十公里上他家看过他。后来我高二读文科，他读理科，从此没有接触。还有一些其他班干部，但我不大记得都是谁。
有个汪岗的同学潘小江，曾用名潘金钟，红扑扑的脸蛋上有一对深深酒窝，特别惹人喜爱。我跟小江曾经也很熟。他母亲去世得早，身世比较不幸。但潘小江人乐观，很仗义，会关心人，真性情，颇得女同学喜欢。因为他高二去了理科班，我后来跟他没有了联系。
有个来自浠水县城的同学张宏峰，个子高，更因脖子特别长被同学取了个绰号叫“长颈鹿”。这显然是个不爱学习只好玩的主，他后来经常和一个来自隔壁黄冈县（今团风县）、同样不爱学习的同学程忠泡在一起。程忠是个“舞术高手”，一套太空漫步舞独步全班甚至全年级。“长颈鹿”后来也学会了太空舞，和程忠一起搭手跳舞，有模有样，成了班级晚会的重点节目。“长颈鹿”还是同学们的开心果，怎么被当众调侃取笑他也不恼。他很可能并没有读完高中就工作了，有一年听某位住在浠水县城的同学说过“长颈鹿”后来当了货车司机。
来自松山的同学夏新生，讲话有板有眼，更兼吹得几句笛子。他跟“长颈鹿”特别不对眼，闹起来抄起笛子朝对方就是一阵猛砸，还说他不习惯用手揍人。我有时想他对同学也真下得了狠手，用笛子揍人那得多疼啊？夏新生似乎在高一并没有读多久就辍学了，我所以对他印象深刻主要还是因为他说自己会看手相，他也帮我看过手相。不可否认夏大师的一些说法听起来有点道理，让人惊疑不定。
程卫国、徐爱民自高一起即与我同学，直到高三文科毕业。我们曾是难兄难弟，班上最矮小的几个男生，排队总是站在最前面。这两位后来都选择高中英语老师为职业，培养了不少青出于蓝的学生。
高一（1）班当时学习成绩最好的当属徐建军同学，他多次获得全班成绩第一。建军是华桂人。虽然他后来选择的是理科，因为都与邢浩鹏同学来往密切的缘故，我和徐建军后来还有一些联系，他在武汉读大学时我去他学校看过他。建军现为某大企业高管。
男同学中想得起名字后来读了理科的还有来自汪岗的陈小强和陈冬云。很多年前在黄冈师专见过陈小强，读体育系的他有一身强健的体魄。陈冬云上了军校，在广州军区服役多年，十几年前通过一次电话，但一直未见过面。听说他后来以团级干部身份转业到广州地方。此外还有栗寺的陈伙林，他后来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教师。杨祠的曾爱松，成绩好还写得一笔漂亮的字，后来在教育战线成绩也不错。
不可不提一提女同学。记得起名字、后来读了理科的女同学有王红梅、王小玲、何小妮。这几位都是松山汪岗一带的女同学。王红梅后来读了医学，二十多年前见过一面，现在武汉某高校医院工作。我记得当时何小妮的成绩是蛮好的。那年游白云山后我写了一首诗，她看了说写得好，还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希望她过得好。还有文英姿，一位长得很端庄的女同学，父亲去世了，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几年后在武汉上大学期间我和夏均乐同学一起见过在汉务工的文英姿，颇感唏嘘。我常感叹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不少苦难，升学渠道狭窄，录取率低，有些人更有命运多舛的情况。我们原本应该有更多人得到升学的机会。
俱往矣，高一时的那些人和事，就如流星划过天际，留下的记忆是短暂的。不像高二至高三，老师和学生相对稳定，有两年的共度时光，印象会更加深刻些。然而，高一学年毕竟离高考时间上相对较远，整体紧张复习的局面尚未到来，刚上高中的新鲜劲也没有完全消退，各种班会、体育活动、才艺展示大部分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这仍是高中阶段相对单纯、相对无忧无虑的一年，值得纪念。
我在高一整个学年，由于数理化的严重“跛腿”，整体成绩靠后，毫无可称道之处。期终考试数学、物理均不及格，物理更只有令人难堪的四十几分。然而否极泰来，一旦进入高二选择了文科，我就有机会扬长避短，或许能因此而改变命运呢？
就这样我在表现平平中结束了高一年级的学习，在一九八八年的秋天，踏进了文科班的大门，一扇希望的大门。感谢高考文理分科制度和团陂高中这一平台！入此门后，我得以脱胎换骨，表现神勇，两年后顺利升入大学。后续情况，有空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