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生了七个孩子，不算夭折的。头围两胎是女儿，其他的全是儿子。
儿子辈依次数下来，大伯是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因为他入赘到别家去了，所以生的孩子都不跟自己姓，在叔叔伯伯里面好像特别没有存在感。二伯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伯很早就去世了，四伯是个小镇老师，老五就是我爸。
数下来，二伯家的女儿是最多的。小时候伯母很嫌弃女儿的，这些年看着女儿越来越亲厚起来，归根到底还是女儿更有出息，更贴心，更照顾他们两个老人。
二伯母刚跟二伯结婚的时候，二伯的耳朵还是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得了中耳炎，只能影影绰绰的听到一些声音，再后来就聋了，完全听不到了。二伯父的脸上很少看见怨天尤人的神气，大部分都是悠然的，只能沉默。他的孩子都是和一个沉默的父亲，和一个尖叫的母亲相处而慢慢成长的。
也许这么说二伯母也有点苛刻，毕竟哪个女人结婚了，丈夫忽然残疾了都是一场飞来横祸。
小时候我总是回老家过年，大姐比我大四岁，饮驴喂羊都是一把好手，但就是懒。长的白白的一个圆脸盘，小小的眼睛跟妈妈特别像。性格掘强极了，听别人说有一次秋天割小麦，大家都割的很热了，太阳热辣辣的晒了，我爸这几个兄弟还有别处过来帮忙的人都在，我爸叫我这个大姐去帮他们拿水喝，水在另外一个地头上，大姐非倔着不去拿。把几个大人都惹不高兴了，但是下不去手打她，只能作罢。小小的年纪就很有反抗精神。
过年要吃糖，但是糖太少了，一会就吃完了，我们手里捏了一毛钱要去买。谁知道卖糖的那里忽然窜出来一只大狗，吓得我们几个哇哇乱叫，大姐给我们殿后，屁股被咬了一口。
上高中的时候，大姐家和我们家有一些小过节，我们好久都不走动了。我们上的是同一个高中，但是不在一个班，我们三年竟然都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她们中午都没人给做饭，要么就是食堂吃，要么就是吃泡面，冬天烧的炭不够，也不知道过冬冷不冷。
经过这三年的冷淡，我们已经很少联系了。后来我在北京上学，她也到北京来了，刚开始在郊区的一家幼儿园教书。后来终于见到她了，约她一起去故宫玩。那天太阳很晒，她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很恍惚，以前灰头土脸的小丫头已经完全不见了。她长开了，脸色特别白，是那种水水的白，撑着一把防晒伞，一身淡蓝色的连衣裙，一双中跟的凉鞋，整体搭配的又舒服又好看。我跟她用家乡的话搭讪，她直接用普通话跟我交流起来了。一路上我都讪讪的，她跟我说了一会就跟旁边的人说话了，话说的很漂亮，懂得的也很多，故宫展览的文物她也能说的头头是道。
仿佛了了多年的一桩心愿似的，那之后我们就彻底的不联系了。但是还是会想起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