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患了结核病的美国医生特鲁多来到人烟稀少的撒拉纳克湖畔准备等待死亡，因为在那个年代，结核病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一旦罹患，只有死路一条。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他沉醉在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中，偶尔也出去爬山打猎，过着悠闲的日子。渐渐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自己的体力在恢复，不久居然能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1876年，特鲁多迁居到了荒野之地撒拉纳克湖畔。后来，创建了第一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村舍疗养院”。特鲁多还成了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人，并创办了一所“结核病大学”。

1915年，特鲁多医生最终还是死于结核病，但是，他比当时罹患该病的大多数人的生存时间要长得多。

他被埋葬在撒拉纳克湖畔。让他名声远扬的，并不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而是他墓碑上刻着的话，他一辈子行医生涯的概括与总结——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样对待临终病人的方式是“姑息治疗”的核心理念。

相对于“有时去治愈”的是过度治疗。特别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基本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就是在医院度过的。放疗、化疗、输液、吃药，甚或有的切开气管维持喘息，只为延长生命的长度。病人忍受的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没有一点幸福可言，生不如死！

欲死不能的心理折磨，是在肉体痛苦上加上的又一道枷锁！

巴金去世前,气管被切开,进食需从喉管进入,对他来说,活着真是一种痛苦,但他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死死挺着,这缘于亲人的嘘寒问暖,医生的不懈努力,领导的亲切关怀……

他不能死，他周围的人要用他的活着证明他们对巴金的尊重和热爱！“我为大家活着！”这是巴金“在而不健”时反复说的一句话。几多痛苦，几多无奈，几多悲凉！这是爱吗？这是以爱的名义残酷的折磨你爱的人！

当生命没有挽回的可能，生命质量比生命长度之于病人也许更为有价值和意义。

心理访谈的节目主持人阿果的母亲在患癌症后最后两年，她们姊妹几个把母亲接回家，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让妈妈坐上轮椅，推着她看美好的风景，听妈妈讲述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整理成一本回忆录。她的母亲说：这两年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阿果在回忆那段时间也是很欣慰的神情。因为她们所做的这一切，让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享受的欢乐多余病痛的折磨！

浙江医生陈作兵的父亲在患癌后，一家人做出了一个痛苦但又最理性的决定：放弃无谓的治疗。

做完决定，父亲当天到陈作兵办公室转了转，下午又去看了西湖，当天晚上就回到了诸暨老家。

到了家里，父亲开始拜会老朋友，给无法见到的老朋友打电话，又给原先一些有过误解、关系不太好的同事打电话，甚至上门希望谅解和好。

最后的日子来了，父亲完全没有了意识，医生问要不要抢救。陈作兵说痛苦地说：“服点安定镇静药，让父亲安静地走吧。”

放弃治疗，这看似残忍的决定，也许是儿女给予亲人生命最后最温情的礼物！

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好似与中国所宣扬的孝道背道而驰。

但有个成语想必大家都知道：五福临门。五福是什么？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

善终是什么？善终指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临命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

想起婆婆临终住院的那段时光。半年的时间，每天输液四五瓶。按180天算，输的液要有八九百瓶。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扎着针的样子，动也不能动。吃着饭上个厕所都十分不便。到了很严重的时候，医生加了化疗的药，剧烈的疼痛，使婆婆不能忍受。“我治病是想不难受，这药让我这么疼，我是找症受啊！有啥意思啊！”

是啊，婆婆用她的切肤之痛告诉我们：治疗的疼痛胜于病魔本身的疼痛，而又明明知道不能有起死回生的效果，这样加重痛苦的治疗有何意义！

生命的最后需要什么？渴望什么？电影《飞越老人院》也许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影片《飞越老人院》讲述关山老人院里一群老人不愿在老人院里等死，为了实现各自人生最后的心愿，几经波折逃出老人院，到天津参加“超级变变变”表演，而后去看大海看日出的故事。他们竭尽生命最后一丝力气去寻找生命中纯粹的快乐让人感动落泪！

是啊！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当治愈没有可能，帮助他们去看想看的风景，做想做的事情，了未完的心愿，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治愈！

敬畏生命，让生命安静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