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人民的名义》大火，厅花祁同伟的悲剧命运是让无数人为之扼腕叹息。众人纷纷感叹，是阶级固化的社会现实造就了这样的悲剧，更有人称他为于连式的悲剧英雄。于连是著名的法国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是司汤达笔下经典的少年野心家。这几日，我抽空读了《红与黑》，觉得祁同伟并不能算得上中国于连，甚至他是不是英雄也有待商榷。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悲剧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不能够简单加以比附。

很多人把祁同伟比作于连，因为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人设和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

1.出身低微。祁同伟来自农村，于连是乡下木匠的儿子。

2.富有野心。祁同伟要胜天半子，于连要当红衣主教。

3.才貌过人。祁同伟是学生会主席、优秀校友和厅花，于连被称赞为“漂亮的小教士”，能够流利地背诵拉丁文版的《圣经》。

4.感情上受到过家境优渥的女性的青睐。祁同伟初恋检察官女儿陈海，后娶了省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梁璐。于连先和维璃叶市长夫人有私情，后来和保守党重臣拉穆尔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相恋。

5.结局悲惨。祁同伟吞枪自杀，于连因打伤市长夫人上了断头台。

似乎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下一个结论，祁同伟就是翻版的中国于连。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二人的价值观和自我成就的动机时，会发现他们的精神气质迥然不同。

首先，最肤浅的来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于连所处的封建王朝复辟的时代要黑暗和残酷得多，改变出身阶层的机会也要少得多。

反观祁同伟所处的时代，按照他的原话来形容：

“我们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并且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这种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如果我们这代人不为此付出代价，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就要付出代价。”

祁同伟所处的改革开放初期，可谓机会遍地，上升的渠道很多，即使他不从政，去经商，去做学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相信也不至于混的太差。所以说祁同伟对体制的贪恋可以说是近乎偏执的，这份偏执也为日后悲剧埋下了伏笔。而于连所处的1830年的法国呢？波旁王朝正在复辟，贵族重新掌权。彼时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将近40年，旧贵族自然是时刻提防着不要有拿破仑式的人物再出现，对于社会的流动性管控得十分严格。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

“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血和革命；而“黑”则意指僧袍，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

在当时，普通法国青年要改变命运，显然已经无法靠红色的戎马战功，而只能选择黑色，去投身教会，皓首穷经于故纸堆。于连也只有选择黑袍才能为自己争取到命运的转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被教会检举之后，他会万念俱灰。因为一旦被教会驱逐了，他的前途就彻底葬送了。

祁同伟有很多出路，而于连却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可走。

其次，他们的英雄梦的理念完全不同。

祁同伟想来也是可怜人，他原本指望自己踏实努力能够有所成就（和盖茨比的美国梦一样），但操场一跪之后，信仰崩塌，人生轨迹改变。这也是很多人同情他的地方。他曾经感慨：

“只能靠自己的人，个性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真的玩不起”。

在他的价值观里，叛逆是英雄的特权，普通人没有个性，没有尊严，只配被当权者鱼肉蹂躏。而权力就是尊严的唯一来源，成功就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所谓的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是权力的工具。祁同伟的英雄梦看来也是纸糊的，本质上还是官癌权力癌。所以当他一旦有机会攫取权力，草菅人命的事情做起来，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毕竟在他的价值观里，没有权力的人，生命如同蝼蚁，可以随意践踏。于连也有英雄梦，但内涵截然不同。他的偶像是拿破仑，是反抗封建制度、传播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代言人，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传道士。他在收容所长家里，当目睹到所长命令他收容的穷人不准哼歌时，内心是激愤的：

“噢，拿破仑！在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就可以青云直上，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

在于连看来，即使有权有势，也没有资格让穷人闭上嘴巴，更不可仗势欺人。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他崇拜的不是拿破仑的无上权力和彪炳战绩，而是崇拜他的进取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崇拜的是英雄的人格品质。他的英雄，绝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是敢于同命运搏斗的勇士。即使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沦为阶下囚，于连还在读拿破仑狱中写的回忆录，视他为偶像。毕竟在于连心中，纵使失去权力，英雄本色永不磨灭。

而他的英雄不断奋斗的目标也不是无止境地追求权力，而是为了张扬生命力，超越自我。

“一个人经过长途跋涉，刚爬上陡峭的山峰，坐在山顶休息片刻，自会觉得无比惬意。如果要一直坐下去，他还会觉得快活吗？”

于连和祁同伟不同，他渴望成为真正的英雄，而不是权力的刽子手。

最后，他们自杀的内在逻辑不同。

祁同伟饮弹自尽，他的怒吼道：“去nm的老天爷”。看似很悲壮，但实际上他耿耿于怀的还是自己时运不济，那么多贪官凭什么就只抓我一个，是我命不好，我没错。如同作弊被抓的学生感到委屈，那么多人，偏偏就我被发现了，我多倒霉！而面对这个腐败的制度，他也不屑接受它的制裁。没人可以审判他，道德和正义的力量也束手无策。他的良心早就形同虚设了，临死前也从来就没有反省过自己犯下的罪行，还说是以命换命。他只当自己是“成王败寇”游戏规则的牺牲品。他的自决无异于倾家荡产的赌徒上天台，只是不愿面对失败的结局罢了。但于连的死不一样，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执着。在被市长夫人告发奸情后，于连知道他在教会的前途是彻底完了，一时气愤便持枪打伤了她，为此锒铛入狱。明明可以选择申辩和脱罪，但是他放弃了，转而一心求死。在看到所谓的上流社会虚伪的本质之后，他的英雄梦破碎了，他在这个时代看不到正义和光明了，唯有一死，以殉理想。

“于连像一个看清自己灵魂的人，感到坚强而果敢。”

于连临死前向上帝忏悔后，选择了赴死。他没有像末日穷途的祁同伟那样咆哮和怒吼，指责老天的不公，而是祈求上帝的宽恕，平静而安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总的来说，于连就像是一个本性单纯，做着英雄梦的少年，最后被黑暗残酷的政治玩弄至死。就像是看多了浪漫小说的包法利夫人，期待着她的爱情，结果发现现实婚姻生活其实是乏味而琐碎的，选择出轨。于连让读者同情，是因为他身上有着高贵的品格和理想主义气质。而祁同伟更像是一个早早知道现实残酷的穷孩子，从不做梦，早早放弃了个性和自我，迷失在权力斗争中。观众所谓的同情祁同伟，大多也只是因为自己有过类似被强权欺压的遭遇，感同身受而已，绝不是同情他冷酷的罪行。

祁同伟不是什么中国于连，于连的本质是浪漫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祁同伟是现实的残酷的，也谈不上什么官逼民反、走投无路，甚至他也算不上是反抗女巫预言、向命运宣战的悲剧英雄麦克白。毕竟他的核心精神还是对出身低微的怨愤自卑，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甘心，是对权力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