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我还在读博的同学给我发来院里的通告，说我的研究生导师，肺癌晚期已经到了临危时刻，插食管进食，意识模糊，在重症病房，随时抢救状态。
上个月，我得知他病危的消息，因为怕见不到了，于是从济南到长沙去看他，借口说自己出差，怕他多想。他当时还在家里，和他聊了聊，当时看他的状态不是很好，两眼无神，走路有些颠簸，但意识还算清醒。
他确诊得肺癌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我研三下学期，面临毕业。想想如今也三年了，从医学角度讲，已算奇迹。
我的老师是从小山里长大的，老父亲老母亲年迈，住在乡下，家中还有个弟弟，已是三十五六，至今未婚，也没什么事业。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要崩塌。
他读书时很是刻苦，本科读了师专，毕业后到作了中学教师，后来辞去了工作，考了研究生，读了硕士和博士。博士毕业后幸运的留在学校，作了大学老师，一边带课，一边做科研，几年的时间，积累了一些成果，评了副教授职称。三十五岁的时候才结婚，虽然晚些，但是看着生活和事业越来越好，也还是有希望和盼头。
他的老婆比他小五岁，之前也是老师，后来因为他生病，便辞掉工作，陪在他身边照顾，同时还要里里外外的张罗。
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是他真正带的前两个学生，是开门弟子，现在看也是关门弟子了。我们第一次见他，是研究生面试后，我们到他办公室去，说实话当时还是蛮紧张的，见了面他很和蔼的问长问短，安排一些学习上的事情，没什么架子，是老师更像朋友。
想他这样的年轻老师，没有好的背景，又不会交际，是很难出头的。在学术上，有几篇文章，评评职称还可以，想要申请大的课题和项目，非常困难。我在学校的三年，我们一直靠学校和省里的小课题经费维持着，连续三年的自然科学基金都没中，我们不能乱花钱，也没有从老师那里拿过钱。
国内在申请基金这方面的竞争是相当残酷的，没有出国经历，没镀过金就更难了。或许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我读研一的下学期，他就去了国外，待了近两年，也是在他回国的前夕，被查出肺癌晚期，回国后确诊，那时已不能做手术，只能化疗。
他的老婆，我们的师母，盼了他两年，终于回来，却是这样的结果。很难接受，只能接受。她毅然辞去工作，开始每天行走于学校，医院和家之间。她瞒着我的老师，去找院领导寻求帮助，院里决定保留我老师的岗位。
师母算是个成熟稳重的女人，但是遇到如此的境况，也会脆弱和无助。主治医生告诉师母，我老师可能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了。有两次和我们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我们搀着她，说些宽慰的话，她哭的更厉害，我们也跟着眼睛湿润，情不自禁。
我们和老师相识，他和师母已经结婚五年了，但一直没要孩子，师母已经三十三四岁了，不知为什么，或许是生活上的压力吧，因为当时他们刚攒了首付在长沙买了房子，各方面都很拮据，我们去他们在学校的公寓，没有电视，没有空调，很是简陋。
我的师兄师姐说起他，都说他是极刻苦努力的，每天都是实验室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老师，熬的眼睛整日通红，布有血丝。上个月，我回学校，遇到另外一位老师，得知，我老师出国前的年度体检结果已经显示癌症相关指标了，别人劝他去做进一步检查，他只是没有放在心上，自信的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
从他回来，不过四五个月，一直是化疗，病情得到控制，没有继续扩散，肿瘤没有变大，但也没有变小。他和师母一直奔走在家和医院之间，为了维持病情，要吃抗肿瘤的特效药，于是他们把刚买的房子卖掉。
我老师是个极乐观的人，得知情况的人没有谁相信，他却始终认为自己能好，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他注意饮食，坚持锻炼身体，按时吃药和检查病情，这可能是他坚持到现在的原因吧。
后来我们毕业了，我没有回山东老家，在株洲找了工作，离长沙很近，周末我也时常回学校玩，也会去看他，那段时间看他病情得到控制，精神也越来越好，也很高兴，看到希望。但是让我疑惑的是，我再也没见过师母，也没有她的消息，打过电话，也没有接，我老师也再没提过，我没有问，我似乎猜到，也没有必要问了。
我想，他们是离婚了吧。虽有遗憾，但我能理解，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师母还年轻啊，她的人生还长，她还要生孩子，还要工作和生活。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她该做的，这种境况下不是证明爱情的时候，我们都能接受，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她努力的样子。上个月我去老师家，只是他的老母亲在照顾他，也就佐证了我的猜测。老婆婆年近七旬，两鬓白发，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她和我说的话，我一句没听懂。看着她那茫然的眼神，散发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在毫无暖意的房间里更加刺骨。
我老师一直努力着，靠自己的双手，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希望让老父亲母亲安度晚年，希望给自己弟弟娶个老婆。他用生命做赌注，可是他赌输了。
我是他的学生，我尽力做了我能做的，给自己的心一丝安慰。我曾经因为他出国不管我们而在心里埋怨过他，曾经因为他不给我们发工资而埋怨过他，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太过执拗和自私了。
到底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怎样才算成功，怎样才算有意义。生命是可贵的，拥有就要珍惜，爱自己才能爱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