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翟（dí）人侵毕”的时候，加上“徐夷侵洛”、穆王伐戎和昭王时期跟南蛮楚荆的战争，蛮戎夷狄算是都跟周朝杠上了。好在接下来的两年还算太平，估计那些捣乱的国家挨了揍之后也要恢复恢复，周朝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恰在这个时候，留昆氏来朝，不知道是为了表示欢迎还是为了纪念这件事，周穆王建了个“重璧台”。

周穆王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喜欢在大战之后或者外族来朝的时候大兴土木。早在继位的当年，他就一口气盖了昭宫和祇（qí）宫两座宫殿，看名字好像是纪念他老爸周昭王的。穆王九年，也就是北唐献骊的第二年，他又兴建了春宫。平定徐夷之乱的当年五月，则兴建了范宫。同年冬，营建虎牢邑。现在，留昆氏来朝，他又修建了重璧台。

从他继位算起，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徐子诞来朝的那一次，大概由于是第一次有外族来朝，他还没有经验，所以没搞什么建设。第二次则是首伐犬戎获胜之后，估计因为随即就发生了“徐夷侵洛”，他急着回师救援，所以没来得及搞建设。

考虑到周朝这个时候的安全局势，他之所以大兴土木，很可能是在宣扬国力，让不明实情的人以为周朝有很强的实力而不敢轻举妄动，以便给自己争取时间恢复和发展。这种威慑政策不可谓不精明，但不管怎么说，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都是要耗伤国力的，偶一为之还可以，他这么频繁的折腾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翟人侵毕”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穆王十五年冬，“王观于盐泽”。盐泽就是今天新疆的罗布泊，现在是一片戈壁沙漠，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大的湖。大冬天的可不是旅游的好季节，他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估计应该是为了下一次出征进行考察。过了一年，他封那个“日驰千里马”的造父于赵邑，大概是为了屏藩北陲，但也可能只是作为奖赏。又过了一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周穆王见西王母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时，周穆王非常重视跟西王母的会面，特地挑了个良辰吉日，手执白圭、玄璧以示恭敬，还进献了好几百匹绢帛作为礼物。

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款待周穆王。好像是周穆王吃完饭就要赶路，所以西王母在席间做了一首诗，向他发出邀请：“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意思是说，咱们两个人远隔万水千山，希望你能长寿，以便还能再来。

周穆王也作诗答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意思是说，我回国把国家打理好就回来看你，顶多三年，我一定会回来。

西王母依依不舍的又作诗道：“徂（cú）彼西土，爰（yuán）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意思是说，我这里虽然是荒蛮之地，但我守土有责，只好跟你分别，但我和我的人民将天天盼望你回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王母到底是谁，但肯定不是《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说的那个“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的怪物，也肯定不是道教所说的那个爱开蟠桃会的王母娘娘。《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九年的时候，西王母曾来朝拜过帝舜，“献白环、玉玦（jué）”，所以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她应该是今天新疆一带某个国家的女王，因此，关于她为什么能从帝舜的时候活到周穆王的时候，应该除了神话的解释之外，还有别的解释。

想来西王母也许只是个名字或姓氏叫“母”的国王，因为是西方的王所以被称作西王，这就是说，西王母就像夏后启或周公旦那样的称呼一样，并不一定是个女性。如果是这样，那“我惟帝女”就应该换个解释，变成“我惟帝汝”，也就是我以你为帝的意思了，而这样一来，周穆王见西王母也就不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变成寻找盟友的政治行动了。

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看法，但并非毫无依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西王母分别的当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如果这一记载可靠，那就意味着西王母并不是不能追随周穆王东来，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嘉命不迁”应该另有含义，所谓的浪漫爱情故事是不是事实，也就很值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同一年，也就是穆王十七年，周朝发动了对犬戎的第二次征伐。我们不知道二次伐戎和见西王母这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次序，因而也无法判断见西王母跟这次伐戎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周穆王这次伐戎战果辉煌。他一下子抓住了犬戎的五个王，把他们都迁到了“太原”（或今宁夏固原地区），并且一直进军到三危山，也就是今天的敦煌附近。

穆王十八年，大胜后的周穆王在宗周祇宫大会诸侯，此后，周朝进入了长期的和平时期，一直到十七年后的穆王三十五年，由于“荆人入徐”，才又战端重开。这一次，周穆王派了毛伯迁率军去摆平这件事。又过了两年，穆王三十七年，他又亲自“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遂伐越”，吓得荆人赶忙跑来称臣纳贡。

这是周穆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看上去他打出了一个和平局面来，但其实他只是把敌人打怕了，并没让他们心服。诚如祭（zhài）公谋父当年所说，这种专任武力的频繁征讨是没有持久震慑力的，口服心不服的和平也只是虚假和平。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大规模的征伐耗尽了国力，从此周朝开始了持续的衰弱，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周穆王实际上是干了些遗祸子孙的事。

但虚假的和平终归也是和平，尤其还是个一直延续到懿王七年长达五十四年（如果不算穆王三十五年和三十七年的两次战争的话）的和平，所以周穆王的武功并不是完全没有实际价值。虽然这种大规模的长年征战确实把周朝折腾得疲惫不堪，但要是周朝能够充分利用好接下来的这段和平时间，也许周朝的国力就能恢复过来。

可惜的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穆王五十一年，周穆王命令甫侯制定《吕刑》，将原来的“墨罪五百，劓（yì）罪五百，宫罪五百，剕（fèi）罪五百，杀罪五百”改定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虽然减少了重刑的数量，但却增加了刑罚的总数，也就是说人们更容易触犯法网了。这或许说明虽然周朝的外患暂时平息了下去，但它的内部矛盾却开始尖锐起来，所以《汉书·刑法志》认为这是“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我们不知道周朝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因而也无法断定这种内部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我们只能根据极其有限的资料猜测，它可能是一种由于经济矛盾所引发的政治离心力，不仅发生在周王室跟王畿贵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包括王室在内的贵族跟平民之间，也许正是这种内耗让周朝虚度了宝贵的五十余年的和平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