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父亲又开始咳痰了。只见父亲坐在土炕中央，佝偻着身子，不停地咳嗽着，脸憋得通红。妹妹半蹲在父亲的身后，不住地用双手拍打着父亲的后背。我跪在父亲的身前，把右手伸进了父亲张开的口里，抓着他刚咳出的痰，用力地往出拽，一下，两下……

父亲抽了几十年的旱烟，在他老人家病重期间，浓痰就像是在他嗓子里的扎了根的皮筋，需要用力拽，才能清理出来。那段日子，我和妹妹寸步不离地守候在父亲身边，只要听到父亲嗓子里发出呼噜声，就一起帮助父亲清理堵在嗓子里的痰。

病痛的折磨，使父亲已无法说出连贯的话语。当我们帮他清理完嗓子里的痰后，父亲对着前来探望他亲戚念叨着：“我……有……两个……女儿……”

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在用这种方式感谢自己的两个女儿。听着父亲断断续续的话，我真是心如刀绞。亲爱的父亲，女儿为您做的这点小事，怎能和您对女儿从小到大的付出相比啊！

我和妹妹在父亲年过四十时先后出生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家里多了两张口，就意味着给父母增加了无形的负担。

在生产队里，父亲放了100多只山羊，喂了两头黄牛。他白天上山放羊，晚上喂牛，一天要挣两份工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好像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父亲就起床开始在后院干活了。喂牛，拉干土垫牛圈和羊圈，起粪，铡青草……

当太阳从东边山头缓缓升起来时，父亲已经干完他每天必干的活。接着，父亲来不及歇息，匆匆吃过早饭后，就赶着羊群上了山。为了找到好草场，让羊儿吃得饱，父亲每天要转几个山头，直到暮色降临，才赶着羊儿回家。

自从揽了喂养生产队里的耕牛的任务后，父亲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个晚上，父亲都要起来三四次，要给牛添草料。因为只有耕牛吃足草料，第二天才能有力气下地干活。

我和妹妹长到七八岁时，每逢周末，父亲让我们代替他上山放羊，他到生产队里再挣一份工分。

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为了全家人吃饱穿暖，父亲就像一个永不停止的陀螺，不停地运转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生产队的庄稼地里，主要种植玉米和高粱等农作物，粗粮成为人们的主食。

粗粮中最难吃的要数高粱面了。记得我上初一那年的一个下午，因为学校召开运动会，我参加了排球比赛，耽搁了回家吃晚饭。比赛结束后，天已经黑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那天，我还带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回家。

一进家门，我就急着找吃的，找遍了整个厨房，只找到了多半瓦缸炒熟的高粱面粉。我从瓦罐里舀出两碗高粱炒面，用开水拌了拌，准备和同学吃了充饥。

这次是第一次吃，还不知道是啥滋味。可是，当我把拌好的高粱炒面放入口中，可那滋味真是又苦又涩，卡在嗓子眼里，任我怎么也咽不下去，呛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抬头一看，我那同学吃进口中的炒面吐在手心里，皱着眉头直摇头。我俩只好放下碗，饿着肚子睡觉了。

那时，两个哥哥已各自成家，母亲常年有病，跟大哥大嫂一起生活，只有我们姐妹俩和父亲一起生活。

平时，我和妹妹只吃玉米面窝头，从来没有吃过高粱炒面。要不是我这次饿了找吃的，还不知道家里有这么难吃的东西。父亲每天干着又苦又累的活，饭量大，他为了给我们姐妹俩节省下口粮，独自一个人吃着这难以下咽的高粱炒面充饥。

至今，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心里都十分难过。

母亲得了重病之后，我上了初中，妹妹正上小学。父亲既要给生产队放羊喂牛，还要爬锅燎灶，给我们姐妹俩做饭。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从来没有动过让我退学的念头。

我升入高中后，学校离家30多里路，需要住校。父亲得知我们宿舍没有床板，晚上在铺了一层麦草的地铺上睡觉，父亲决定自己为我缝制褥子。

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凑近蚕豆似的灯光，眯着眼睛，往针眼里穿上事先搓好的麻绳，然后把从石油钻进队的院子里捡来的编织袋剪开，把一片片编织袋用麻绳连起来，缝成一个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袋子，再在里面塞上麦草，父亲最后用麻绳缝上口，一个又大又厚的褥子做成了。

宿舍的地铺上，我的“床”比周围同学高出一大截。夜里，躺在这又厚又软的“床”上，我从心底里感到幸福。

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两个哥哥的孩子都入了学堂，我和妹妹都成了家。按理说，父亲身上的担子卸了下来，应该开始享清福了。

可是，我那劳碌了一辈子的老父亲，根本闲不下来。我们家后山里的责任田，山高路陡，种收都很困难，哥嫂决定放弃耕种那里的土地。

可是，第二年春播时分，父亲扛着犁，赶着牛上了山，他在那里的土地里种上了谷子和黄豆。

永远忘不了父亲进城给我送小米和黄豆时说过的话：“娃呀，趁大现在还干得动，你们还能吃到大亲手种黄豆和小米，大不在了，你就是想吃也吃不到了！”

父亲七十五岁那年，身体突然垮了下来，整个身体瘦的皮包骨头，连行走都有了困难。这都是是因为父亲一辈子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过度消耗自己的体力。

我的老父亲啊，您一辈子心中装的只有自己儿女子孙，唯独亏待了自己。这辈子，女儿们为您做什么，都无法报答您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