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脂砚批语，常常说到一个艺术用语，叫作“特犯不犯”。此是何义？盖谓雪芹专门喜欢自寻这种难题——故意要与前文相犯，显有某种重叠之处，可是在他写来，却又各有特色，各有精意，虽似有同，实又有异。比如只这看戏一节，前番是点戏，是请贵人按自己的心意去“圈定”节目；而此次是拈戏，全不由人作主。两番的戏目，又有其相同之点——就是都隐寓着全部书的大局要旨，可是细一寻按，又两番各有特异之处。这正是雪芹擅长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手法。这是很难的事，俗手不敢如此自己难自己，勉强要作，结果也会是令人徒有叠床架屋之感，略无柳暗花明之致。

2.元妃省亲时点戏戏目：

第一出《豪宴》 第二出《乞巧》

第三出《仙缘》 第四出《离魂》

荣府打醮时拈戏戏目：

第一本《白蛇记》 第二本《满床笏》

第三本《南柯记》

脂砚批语揭明，省亲时四出戏依次寓意是暗伏全部书的四大关目，即：伏贾府之败，伏元妃之死，伏甄宝玉送玉，伏黛玉之死。依此可推，打醮时三出戏必然也有寓意可寻。相较之下，我们看到两组戏目的所伏之事，都是隐寓贾府的盛极而衰现。这是两者相同的一面。但也有相异的一面，即是前组中家势败亡和宝黛之不幸两条线交糅在一起，而后组则只是隐寓家势败亡的一面，并没有宝黛之事显示于戏目之中。

再一点不同之处，是省亲时“正场”演罢之后，还有“加码”，又找补了一出《相约相骂》；而打醮因是“神前拈戏”，自无追加之理。《相约相骂》，也是暗寓黛玉之事。

3.比如省亲一回，戏目里既有了宝黛之事的隐寓在内，书文中则一字不及；而打醮一回，戏目里不涉宝黛之事，可是书文中却明写二人因到清虚观而引起的一场特大风波，前讲已经讲过。即此以观，同而不同，不同而又实同，——说明了凡一涉元妃的场面，实际上却总是暗中与宝黛之事大有关联。

若从这一角度再来重读张道士提亲的文章，必然对雪芹的文心又增添一番体会。

说到此处，不妨作一“小结”，所得结论是：元春对于荣府的命运和宝黛的姻缘，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人物。平安醮，却中含无限不平不安之兆。

然而，元春对贾府败亡的关系，容易理解；至于她对宝黛婚姻大事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至今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关于这个重大问题，实应另设专讲细论才行，此刻只能单说一点：那元春在游幸大观园点戏时，最欣赏的是龄官这个女孩子，所以才特谕着她加演一出——贾蔷让她演《游园惊梦》，她执意不肯，这才改演《相约相骂》。而这龄官（就是“画蔷”的主角）不但性格属于“黛玉类型”，就连相貌也酷似黛玉，——书中明叙大家都看出她扮上戏，活像林姑娘，只不敢说出口来，却被湘云不管不顾，一口道破。再者就是黛玉后来在中秋月夜与湘云联吟时告诉湘云说：像凸碧山庄、凹晶溪馆等等许多匾额，都是当日宝玉未曾题完时由她补题的，贾政看了十分喜欢，就都采用了（当然也是要奏请元妃同意的）……

4.这一切，都说明了元春对于黛玉并无恶感，正是非常爱赏于她。可是不知由于何故，等到赐下红麝串的时候，不是黛玉与宝玉的赐品相同，却是宝钗与宝玉的一样。因此宝玉才十分疑心，说：“别是传错了吧？”

看来，隐隐约约，此中大有文章了！又由此可知，打醮一回书，特笔涉及宝黛，非无故矣！

5.原来，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变。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皇族内四家老亲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许多人联合密谋，另立了自己的“朝廷”机构，准备推翻乾隆（旧恩怨还是在报复雍正的残杀骨肉），至此暴露，获罪者不计其数。到次年，乾隆又举行“秋狝”，在围场又遇到庄亲王王子的密计，险遭不测，幸被发现，将主犯囚禁后，假装无事，照样行围，以安人心。这种历史事态，曲折地反映入于小说之内。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随驾到口外围场期间，事变猝起，她乱中被敌对势力的人员乘机杀害了。

这就是“望家乡、路远山高”的真情和痛语。

6.这也就是她的簿册判词所说的——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虎兕，语出《论语》，两种力最大的兽，比喻二强相斗。元春死于非命，年方二十。

元春归省，自己点的四出戏，第二出是《长生殿》，脂砚斋批语也点破了：这出戏暗伏了元春之死。这怎么讲？原来此戏演的是唐明皇、杨贵妃的事迹，杨贵妃正是死在随明皇入蜀逃难的路上，被迫缢死的！

李义山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围了。

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