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普通教师。
那天，我一个人没事，想重温一下儿时偷吃的经历，就爬进了一个果树园，打算偷点龙眼。当我突然高高地跳起来，升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个看果园的老大爷突然从对面房子里走了出来。我的脚就崴了，而且崴得很厉害。老大爷说今后的龙眼可安全了。楼下小刘说：“吆，今后早点睡啊，现在脚丫子这么大，我们的楼板可受不了。校医院的王大夫说大象踩得吧？最少得三个月能消肿，上楼阿爬坡阿就别想了。
总之，我不能走路了。
赶紧给院领导打个报告，经诸位院长开会研究，请假不可能，没人代课。临时想了个主意，请本院志愿者协会帮忙，找学生每天背我上下班，算是一项为残疾人献爱心的活动。承担接送任务的学生可以优先入党并获奖学金。
可是，结果和各位领导意料的相反，学生会主席一听说所谓的残疾人是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不行，太重了，二百多斤，要不先让他减减肥？
现在的学生就这样，没大没小的，不缺乏教育，却缺乏教养。如果是个女教师，就算三百斤也肯定有人背。我要是英俊点，说不定就会有女学生自告奋勇了。
没办法，院领导只好给我的左脚写了个报告，送交校领导。校领导毕竟是校领导，有胆识，有魄力，最重要的是有想象力。表面上不能解决的矛盾人家一批复，结了。
其实，主意很简单，再加上我们校长是学工程出身的，能想到这一点就再自然不过了：我住五楼，我们教学楼高十二层，校长的设计是从我的阳台上拉出一根铁索，直通到教学楼大门口，铁索上挂一个滑轮，下面吊一个大筐。每天早晨我从阳台爬进大筐，哧溜溜不到半分钟就抵达了目的地。下课后，进电梯升到教学楼顶层，它的高度超出我的住房，从这里再拉一根铁索，直通到我的房间，同样是进筐，滑行。太奇妙了，从此后我的生活出现了如下改变：进筐，下滑，上课，下课，进筐，下滑，到家。
从楼梯到筐不能说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打我却不是从前的我了，我已经成名。所谓成名，又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来得时候有人接，走的时候有人送。过去学生上我的课总是或迟到或缺席，现在的情况是：每天早晨我走上就能看到楼下聚集了三五十人，其中近一半是我的学生。我缓缓抬起左脚，小心放进筐里，然后是屁股，最后是右脚，这时候下面会响起一阵欢呼声，自然也有女孩子的尖叫。我松开手，竹筐微微颤抖着，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下面的那些追筐 族也紧紧跟随，甚至有两个女孩子手捧鲜花，站在众人之前。哇，不行，我得保持谦虚和冷峻。美女当前而色不变，成明星而不忘本。以上是我对南方某报记者说的话。
现在关于我的专访时越来越多了。我得照片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本地电视台女记者邀我共进晚餐。第二天节目播出来，一个深情而庄严的声音说：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教师，他虽然不慎摔伤了脚，但依然执著地坚守着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节目播出以后，我得生活出现了一些改变。首先，我成了本地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其次，院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教研室，由我来当主任；再次，我申请的五万元科研经费也得到了批准。
当然，也有让我不满意的事，那就是收到了太多的群众来信，尤其是一些少女，他们竟然真把我当成残疾人了。
但我最大的敌人是医院的王大夫，就是说我被大象踩了的那位。昨天我去医院检查，他竟然说我的脚已经基本消肿，很快就可以走路了。这不是明摆着害我吗！不是我不想消肿，而是已经不习惯走路了。每天筐接筐送，多自在，爬坡上楼哪是人过的日子！什么叫自由，坐在筐里就是自由。不自由，毋宁肿！和列宁一样，我也面临着一个怎么办的问题。今天下班回到家，转着圈地满地跑，汗都下来了，脚就是不疼，蹦了一百多下也不管用--还是成名好啊，你看我怎么折腾楼下小刘也不敢来烦我了。可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哪，跑不管用，踢不管用，打不管用，这只臭脚，我把它捧在手里仔细琢磨，终于下了决心，从厨房里找出一把斧子，骂了一声去死吧，照准脚后跟狠狠劈了一斧头。
我的筐终于保住了，代价不过是小小的一根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