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字龙荪（1895—1984），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毕业并考取官费留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攻商业；1917年，考取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改学政治学；192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0—1921年，在乔治城大学任教；1921年底起游学了英、德、法和意等国；1926年7月，回清华大学任教，创立哲学系。
提起金岳霖，当下的无数文艺青年，耳熟能详的是他与民国才女林徽因的一段情场纠葛，金亦因此被戏称为“中国备胎教父”。然而，对于他的文化贡献、为人品德和思想精华，当世之人却知之甚少。一旦改变这种“才子佳人”式的浅层次审美目光，悉心探究金岳霖的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才会发现他真正的价值。
学“万人敌”
金岳霖1895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金珍，早年曾投身洋务运动，追随张之洞、盛宣怀创办洋务，并担任过晚清的地方铁路总办和金矿总办。母亲唐淑贤，出身“诗礼人家”，乃是一代理学大师唐鉴之的孙女。
金岳霖自幼年时代就博闻强记，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天分。他六岁上私立学堂，留下了在睡梦中背诵《四书》的佳话；12岁进入美国教会学校读中学，提早完成学业；16岁考取北京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他22岁得到商学学士学位，一年后再获政治学硕士学位，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之时，也不过25岁。
金岳霖早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学，对于能带来巨大现实利益、让人趋之若鹜的工商管理类专业，他却视作“簿计小技”，称：“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是故他在学业完成之后，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潜心研究他眼里“万人敌”的大学问。
金岳霖无意于仕途之路，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及民主进程怀着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曾经设想，“若有一部分不被政府利用的优秀分子或团体，费个几十年的功夫，独立地去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金岳霖血脉里流淌的是天真、率性且过于理想化的因子，然而，游学欧美的阅历，以及对学识的通达，让他机敏地察觉到真实的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渐渐放弃了这种宏伟又注定幻灭的个人抱负，转而专注于学术与教育。
绅士教授
1921年，金岳霖去了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的过程中，他被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深深吸引。尤其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和知识论，使得金岳霖专心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在英国剑桥大学，金岳霖聆教于罗素与穆尔两位哲学大师。他从读罗素的书中接触到逻辑，并极为欣赏分析哲学与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到了1931年，他辗转回到美国学习逻辑学。这一切的经历，都为他日后潜心科研、创新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金岳霖学成归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由于逻辑思维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占重要地位，有些学生起初并不喜爱这门枯燥难懂的课程。巴金的夫人陈蕴珍（萧珊）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她问金先生为什么要去搞逻辑？言下之意是逻辑学让人苦闷，难有兴趣，金岳霖则干脆利落地回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凡金岳霖主讲逻辑学，前去听课的人除了哲学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也纷纷加盟。他们总将偌大的教室塞得座无虚席——这跟金岳霖的渊博学识相关，也得益于他幽默风趣、充满个性的教学风格。
金岳霖进课堂，经常不拿课本和讲义，只带着一支粉笔。他讲课讲得兴起，有时会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有时就坐在教桌上面对学生侃侃而谈。然而一堂课讲完，黑板上鲜见板书。他不喜欢让学生通过用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方式去学习。而是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学生们了解到逻辑学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属于合乎逻辑，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又属于自相矛盾。他曾借河南地方戏为例，讲述唱词中的不合逻辑之处。戏中一名大将为赴潼关，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子，嘴里念念有词：“此地已是潼关，到此已是潼关，这是什么地方？待我下马看看，唉呀！上面有三个大字：潼关。”金岳霖借此分析道：大将既然口出“此地已是潼关”，却又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潼关”明明是两个字，怎么在大将嘴中成为了“三个大字”？这个情况就属于不合逻辑。金岳霖将教学案例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无不听得津津有味。
金岳霖对学生提问，既不按照名单，也不根据成绩好坏，而是“分门别类”地选择回答者。他有段时间曾专门向身穿红衣服的女学生提问，导致联大的女生们在蓝阴丹士林的旗袍外罩件红毛衣的穿法一度流行成风。
金岳霖也会在课堂上跟学生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在西南联大，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提出了一个逻辑无误却又意思不对的问题，想刁难金先生。金岳霖则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问道：“Mr．Lin-guoda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逻辑角度并无语病然而又不知所云，面对金先生的反问，林国达自然无话可说。
除了“极道鲜师”般的教学特色（《极道鲜师》是一部日本电视剧，里面的老师比较“麻辣”，让人觉得新奇另类），金岳霖的个人形象，也与那些蓄着四角平头、一身长袍马褂的学者教授区别颇多，堪称是“潮男”一枚。金岳霖出门经常是持手杖，戴墨镜，西装革履，腰板笔挺。他的皮鞋油光可鉴，鲜见灰尘。若是夏天则会穿西式短裤，还要像西欧绅士一样配上长筒袜。由于视力不佳且畏光，出门要戴鸭舌帽来保护眼睛，他会在每一学年开始，对着新生们作出解释：“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绅士教育
多年后，曾与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共事的冯友兰回忆这位老朋友时说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金岳霖的性情流露，更多源于他在国外所接触到的自由主义教育价值观，包括绅士教育的理念。
金岳霖早年留学英美，又在欧洲各国游学近十年，他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非常反感中国传统的老式教育，对于封建社会灌输的“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理念深恶痛绝。
在金岳霖眼里，中国若要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需要的不是一群死读书的人肉机器，而是具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现代公民。而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创办理念，具有很强的国家功利主义色彩。那些高校举办者，多是旧学出身的绅商和知识分子，侧重于为富国强兵而培养专业人才或通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对大学教育的干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价值观逐渐高涨。尤其到了1930年代日军全面侵华时期，教育界内部经常围绕为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论战。其是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此外，主流意见认为，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然而，金岳霖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于1943—1944年访美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的教育》的演讲。针对抗战时期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金岳霖精辟地阐述了教育的内在目的和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金岳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技能，让学生得以掌握一技之长，其内在目的是培育有健全人格的人才和实现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是为了“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感悟，也是遍观中外社会弊端之后开出的处方。
金岳霖的教育理念，来自英国的“绅士教育”。
“绅士教育”是英国17世纪教育思想家洛克提出的。洛克认为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有德性、有学问、有能力、有礼貌的Gentlemen，即具有上层社会所理解的身体健康、进退得宜，具有纯洁情操、高尚道德和判断能力，通达世故、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社会活动家。为了实现目标，洛克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比如强调理智、坚韧、勇敢、公道、慷慨、诚实等是一个人的美德，而塑造这些美德的教育要在儿童时期就及早进行。在涉及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方面，教育要明确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让受教育者知道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些观点在当今英国政府执行的《英国学校道德素质教育》中都有所继承。洛克还非常重视老师对于学生进行绅士教育的重要性。“导师的重大的工作在于养成学生的风度，形成学生的心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怀抱德行与智慧的原则”。要求导师以身作则成为榜样来影响周围的学生，进而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文明程度，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这些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适用的。
金岳霖借鉴洛克的教育思想，多次强调中国教育要重视基础教育，学科不宜分得过细，学生应该文理兼修……他坚持用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指导个人的教学实践。在学术领域，金岳霖似乎喜欢采用一对一的沟通方式。他每天到办公室上班，要么和教师们谈心，解决其思想问题；要么跟学生们谈话，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他气度雅致，休休有容，哪怕是对学生说理与教诫，也总是态度温和，耐心诱导，从无声色俱厉之势。金岳霖向学生们输入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念，他的课堂充满了互动探讨、民主开放的气氛。
金岳霖在28岁的时候，发表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对热衷于参政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在经济上独立，“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其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其三，希望知识分子不图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就变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机器。”其四，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对比将参政当作谋干禄、获名利、光宗耀祖的渠道的读书人，金岳霖关注得更多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祖国的前途。1948年底，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特派专机接北大清华的教授名师赴台，金岳霖不为所动，断然拒绝……金岳霖的学生张遂五（今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曾经回忆：“（金岳霖）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给学生以感染。”殷海光（台湾学者、李敖的老师）也曾经深情地评价恩师：“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还主张学生在学术领域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解，拒绝盲从权威，不要人云亦云。据金岳霖的学生冯契回忆，金岳霖经常在他朗读休谟的专著时，提问发难，然后详详细细地分析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出结论，但把内容引向深入。”冯契感恩地说，“金先生给我的严格的思维训练……那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
哲学与爱情
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凭一人之力开创了哲学系，同时将现代逻辑学引入大学课堂，目的是为中国培养出具备严格的思维训练的哲学家——即具备正确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拥有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金岳霖是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他编写的《逻辑》讲义，于1936年被列入“大学丛书”。金岳霖还著有《论道》和《知识论》，其价值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罕见其匹。国学大师冯友兰评价他的著作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哲学家张申府曾赞誉道：“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
金岳霖一生未婚，没有家庭和子女，著述与教学之外，他将更多的爱心投放在了所教的门徒身上。有个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袄都没有，金岳霖亲自将自己身上的中式棉袍脱下来送给他；殷海光曾因家境贫困难以支撑学业，写信求助，金岳霖一度负责过其生活费用。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清华大学需要对在校生进行疏散，金岳霖自掏腰包取出50元钱助殷海光归家。抗战期间，不少学生家乡沦陷，经济困难，金岳霖具体资助了多少学生，他自己从不记得，也从不计较别人还没还过他钱……
尤被人称道的是，金岳霖还曾以“哲学”的方式挽救过一位周姓学生的性命。这位周同学曾因失恋欲图自杀，金岳霖前去探望，几度开解，并通过自身的情爱感悟，让其放弃了轻生之念。二人通过探讨，还得出了一个哲学认识：“（一）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里衡量。（二）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而不真正是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周同学后来还补充说：“上述两点，可以叫做过程的、美学的恋爱观。”金先生挽救过的这位周姓学生，后来成为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表面看来，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痴恋是传奇式的。实则不然，他一生的为人，无论是对于恋人，或是对于朋友和学生，都是秉承着乐施精神。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心甘情愿、毫不计较回报的奉献，使得他的门下弟子，终身纪念着他的恩情，也纷纷承担起以德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殷海光，曾于1938年秋在金先生的帮助下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求学。殷海光终生秉持金岳霖灌输的科学民主自由理念，1949年到台湾后，写出大量文章抨击时政，成为了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和思想敏锐的学问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