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昭君，我想记录我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今天是我每日一篇文章的第1040天。
今天分享巴金先生的《家》。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词“鲁郭茅，巴老曹”，它就是我国民国时期六位大师级作家的姓氏集合。其中的“巴”就是指巴金先生。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家公馆内，李家是官宦世家，李公馆虽然比不上《家》里面的高公馆那样财大气粗，华丽气派。但也经济富足，这在民国乱世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让巴金对传统的封建大家庭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见识过不少被旧家庭摧残的生命。巴金曾说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不过巴金本人并没有成为旧家庭的一员，和当时大多数的青年一样，他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6岁时就离开了李公馆，到外地求学。
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并且密切关注着国内社会的变化。在新思想的号召下，他创建过报纸刊物，也开始动笔写小说，希望用文字来帮助整个社会。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和巴金一样幸运，能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礼，并且有机会能成为一名新青年。
就在巴金辗转各地，为宣传新思想，解放新青年的工作努力时，他的大哥李尧枚正在四川老家，过着凄苦无奈的日子。身为长房长孙，李尧枚不像弟弟巴金一样，可以自由地外出求学，去外面闯荡。
按照规矩，他必须承担传宗接待，主持大家庭的工作。为了旧家庭，李尧枚不得不放弃了理想和心爱的女孩，他被迫娶了家里安排的对象，操持起整个家庭来，后来妻子不幸早亡，又给李尧枚原本惨淡的生活增添了一分哀愁。顶天立地和从得体背后，是一个青年无可奈何的痛苦。宗法家庭像枷锁一样，困住了一个人原本光明灿烂的一生。
1929年，李尧枚去探望巴金，谈话之间，他表达了对旧家庭的不满和愤懑。巴金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写一部小说。他希望大哥能够通过阅读自己的小说，产生和旧家庭决裂的勇气，拥抱新生活。可惜，他的大哥并没能读到这部小说，因为就在巴金刚把小说写到第六章时，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大哥因为不堪忍受生活的压力，服毒自尽了。
这个消息给正在写作的巴西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目睹了一个青年的生命逝去，却无力挽救，这是何等的痛苦。而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青年，正在遭受封建大家庭的残害，为腐朽的制度殉葬。
想到这儿，作家那颗爱人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巴金从此更坚定了小说创作，他希望那些被旧家庭、旧制度压迫的青年，读到自己的小说之后，能生发出勇气和吃人的旧制度决裂。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让这个社会好起来，给青年指明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
这就是《家》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有没有发现《家》这部小说和作者巴金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的确，小说中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不过，如果我们仅仅将作品看做是作家的自传，难免会削弱作品的深度。
事实上，除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巴金更是利用《家》这部小说，向垂死的旧制度发出了悲愤地控诉。与其说小说中的高公馆就是现实中的李公馆，不如说高公馆代表的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封建旧家族。而高家三兄弟、大嫂、鸣凤、梅表姐和琴表姐等青年，则是新旧时代交替时广大青年的缩影。
这些青年有的接受过现代新思想，有了追求自我的意识，比如高家三兄弟和琴表姐。有的则没有接受过新思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凄凉，只知道按照命运的安排走下去，实在不愿意走了，就只有死路一条。比如小说中的梅表姐、大嫂和鸣凤。
相对而言，有新思想做武装的青年看起来更有希望，可事实上，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艰辛。在那样的时代，青年想走出旧阴影是不容易的，女青年想走出旧阴影尤其不容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琴表姐琴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她喜欢读易卜生的书，她想去男孩子们的学堂读书，也曾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爱情，还在进步青年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
可这样一个看起来前途充满希望的女孩，也会有怯懦和无奈。当城里发生兵变的时候，琴和高家的女孩们躲在房间里，心里充满了恐惧。那时她意识到即便是有了新思想，可在战乱年代，她和那些旧家族的女孩也没什么两样，她们同样弱小无助，只能做敌人砧板上的羔羊。她羡慕那些主动剪发的女生，也想剪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可是一想到这样做会引来陌生人的注目，连带着母亲也要受人家指指点点，便打起了退堂鼓。
琴的故事并不像易卜生话剧里的女主角那样干脆，想出逃就出逃。在现实的世界里，女性的解放和自由永远有来自传统社会，家庭和自我内心的多重掣肘。
当然了，提到无奈，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哥高觉新。这也是《家》这部小说中塑造的最立体丰满的形象。觉新本来和弟弟妹妹们一样喜欢阅读《新青年》，接受了新的思想。他眉清目秀，成绩优良，一度想过去外国留学，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可是他所有的梦想，都被家里的安排打乱了。因为他是长房长孙，所以他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中学毕业后，他就接到了父亲的指令，要求他放弃学业，到家里安排的地方工作，还要和心爱的梅表妹分手，娶一个更适合高家的陌生女孩为妻。然而，觉新的悲剧这才刚刚开始。父亲去世后，他成了长房的当家人，不仅需要处理好和各种亲戚的关系，还要维持一个长房长孙该有的样子，对长辈的话，他必须言听计从，即便知道长辈不对，他也不敢反驳。他不大用自己的思想，也不敢用自己的思想，他是旧家庭的牺牲品，又帮着旧家庭牺牲别人。
在二弟为了爱情离家出走时，他帮着爷爷想套出二弟的下落。当即将临盆的妻子要被所谓的“血光之灾”赶出家门时，即便他并不相信那套封建迷信，也要听从长辈的安排，把妻子送出了城外，当妻子处在弥留之际，想和他见一面时，他死守着祖宗的规矩，怎么都不肯进产房，直到夫妻二人阴阳两隔，成了永生的遗憾。
三弟觉慧对觉新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同情高觉新的遭遇，可是我们又看不惯他的“不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希望他硬气一点，好歹和这个不讲理的旧家庭争一争。从“被吃者”变成“吃人者”，一方面是高觉新的性格使然，他逆来顺受，懦弱胆小，间接造成了自己婚姻的悲剧和妻子的死亡。而另一方面，则是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对人的戕害。
在传统宗法家族中，长子和长孙是家族的继承者，长辈们对他们充满了期待，希望他们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其他孩子可以调皮捣蛋，可以离家出走。但长子长孙必须承担传承家族的重任。在这样的压力下，觉新想要自由的地选择人生，难度本来就比觉民和觉慧大得多。
与觉新性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三弟觉慧，觉慧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他向往自由，厌恶束缚。富丽堂皇的高公馆在他看来，不过是一座牢笼，同时，觉慧还是个人道主义者，认为人人平等，因此他出门从来不坐轿子，而且还大胆地向丫鬟鸣凤表达爱意，甚至想冲破束缚，和鸣凤白头偕老。
不仅如此，觉慧的性格也非常热血，他会和同学们一起参与请愿活动，还和朋友们办报纸。即使是在家里，他也敢和高老太爷的姨太太正面对峙，毫不客气。
总之，觉慧像是一个迫不及待要施展拳脚的娃娃，渴望在新的世界里闯出一片自由的天地。可是，想要抛开束缚，解放青年不仅仅需要一腔热血。逃离家，也不是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家既是自由的牢笼，也是血脉的连接。想要和家庭决裂，并不像在旅馆退房一样简单。离开牢笼就意味着斩断血脉亲情。追求独立自由，就意味着胳膊要和大腿拧着干，这又谈何容易呢。
曾经，觉慧也和鸣凤山盟海誓，想牵着她的手打破传统，追求爱情。可是，当他得知鸣凤要被送出去，当姨太太的消息时，当初的勇气已经一扫而空了。他痛苦，他愧疚，可他也知道这件事不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就能扭转的。而且当时的觉慧认为青年应该为解放社会献身，而不是把精力花在儿女情爱上。当然，这其中也有他身为三少爷的自尊心在作祟。
总之，他最终放弃了鸣凤，没有为鸣凤向长辈们斗争。这成了觉慧一辈子的愧疚和遗憾，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想要真的和势力庞大的旧家庭叫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即便觉慧对这个家厌恶到了极点，对高老太爷的统治满腹怨言，但真到了高老太爷临终之际，血脉亲情还是让觉慧忍不住痛苦难过。而当他终于打定主意，要离开家的时候，对大哥和母亲的眷念，又让他频频留恋。
和旧家庭决裂，不仅仅需要对自由的无限向往，还需要一腔孤勇的决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绝非易事。不过，幸好在故事的结尾，觉慧还是下定了决心，和高家彻底告别，踏上了属于新青年的道路。而大哥觉新在弟弟的感召下，也终于放弃了他的“不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生平第一次做出了反抗家庭的举动，愿意为觉慧提供经济资助，帮他离开这个家。
这个满是悲剧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尾。巴金先生曾经说过，“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家》这部小说，正是作者怀着对青年的爱，和对旧制度的恨创作而成的。小说里的一字一句，都饱含着作者对自由生命的希望与爱。
我们在阅读《家》的时候，如果能感受到作家那颗炙热的爱人之心。了解过去的苦，珍惜现在的甜，那也算是有所收获了。
当然，大朋友们如果想带小朋友更真切地感受这部作品，也可以选择观看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话剧《家》，这是由巴金先生的小说改编而来，和原著同样经典，能够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经典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