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最后一幕的视野里，除了莎莎没有别人，莎莎把电视机上的光都吸到自己身上。少女刚洗完澡，头发未干，长发及腰。
莎莎三岁时父母双亡。一辆桑塔纳撞个稀烂，成吨的原煤穿透了挡风玻璃埋进车里面，车轮子独个滚出百米远。
居民楼下的牛肉拉面师傅何新军抓着娃娃的手，拿纸抹掉眼泪。拉面馆四下里头，静悄悄的。老头老太太们拄着拐，坐在马扎上晒着墙头的日光，一排人齐齐地点头，投来某种默许……
“啥？我养？”
“我疯了吧我天天拉着面，再养个她？”问她叫什么名，死活也不说，嘴巴像个闸。过了半宿，一个劲儿哭着找妈妈，脸蛋儿绷得通红，扯着心窝子哭，声带上都撕出血来。“你得再过几十年才能见你妈。行了，叫你莎莎吧。”
“妈妈也叫我莎莎。”
这可好，撞个正着。何新军的面馆在张掖路和静宁路的岔口上，离河不远。骑三轮蹬个两分钟就能看见黄河。莎莎站在三轮车后座上，掐着何新军的脖子，抠出两行红血印子来，哭闹，跺脚。跺得车皮颤抖，还是要找妈妈。
“看见远处这黄河了没有，这就是我妈妈。以后她也是你的妈妈。”“哭啥呀？咱俩都同辈儿了你还哭。哭啥呀？”他做出决定，以后来吃面的，都免费送上一盘小菜——以弥补做工方面的不足。
他很想问莎莎一句：“上学路不远，能自己走过去不？”就把莎莎叫到跟前，女孩站定，眼睛里两汪春湖，睫毛忽闪闪的，大冬天，冻出半行清鼻涕，险些流到嘴里头。何新军连忙找来纸擦掉，话一出口，就变成了“那个什么……你，你今天学的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街坊邻居都有一手没一手地帮着何新军。每逢周末，刘婶子去大众澡堂洗澡，就顺便把莎莎带上。刘婶一边搓，一边问她：“何新军让你管他叫什么？” “何新军。”“就叫何新军？”“嗯呀。”
扎马尾、买发卡、梳头发这些事就由隔壁理发馆的沈姑娘完成。莎莎这两天一变的漂亮发型也是得益于此。六年级毕业照上面，就属她一个最漂亮，因为沈阿姨偷偷给她扑了点儿粉，勾了眉毛，涂了唇彩。街坊们一边吃面一边劝何新军说：“沈淑云是个大闺女，长相也不愁嫁，你都三十了，赶紧花花心思把她娶成媳妇。莎莎好歹也需要个妈。”何新军的脸红了一片，挠挠头，点点头，继续和上了面。
这一年，面馆大徒弟王斌面色尴尬地跟何新军讲：“何师父，现在都兴下海，我也想去深圳试试身手。”何新军说：“想走明年再走，老子把蓬灰技巧都教给你了，你走，我不得再教出一个？你现在走，面馆彻底垮了。”王斌只得答应。
那是命题作文，“我的妈妈”。全班五十八号人，五十七个写的是人。
唯莎莎写黄河。在岸边吹风时，莎莎看着远处的何新军，一个穿大号牛仔裤和皮夹克的男人，插着兜，拿皮鞋尖捻着脚下的碎石子，对着黄河扔石头。他掏出一包兰州烟，刚准备抽，却捂着肚子惨叫一声。莎莎连忙跑过去。在医院，医生与何新军坐在桌子两侧，前者扶扶眼镜框，捧着文件；后者把一根烟夹在耳朵上，跷着二郎腿抖动。两人对峙了足足十分钟。“肝癌。”
“你重说一遍。”“肝癌。你抽烟喝酒，作息混乱，也许……”“你给老子重新地，过过脑子，再说一遍。”“先生，您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院刚引进的设备，检查效率和准确率都……”
“嘿嘿。”何新军舔着舌头侧头笑了两声，让莎莎出去等他。两次点头过后，何新军跳起身来，一脚把门踹死。越过桌子，骑在医生双腿上，抓着医生的领子，一使劲，地板“咔嚓”一声，连人带椅推向了窗边。他嘴唇死死贴住医生的耳朵：“老子让你过过脑子再说话，旁边站着个小女娃你看不见？肝癌，癌癌癌，癌你妈。”
何新军冷静后，拍拍裤子问自己能活多久。医生扶眼镜，一脸恼怒，翻着报告。“得了吧，我能活多久这张纸说了算？”当天下午，何新军提一箱子瓜果到沈淑云家里。沈淑云正对镜梳妆，穿着一束花裙，腰线美得哟……像极了画中人。阳台上晾晒着秋裤和内衣，两盆君子兰开在一侧，暖气烧得刚好，气氛从未如此暧昧。何新军突然说不能娶她，要把婚约退了，沈淑云手中镜碎一地。阳光照在瓷砖上，光圈里头，粉饼扬起亮晶晶的灰。
莎莎越长越“莎”，当年富商父亲迎娶了一个上海模特，莎莎也随了她妈。明明是个江南血统的温婉长相，小鼻梁，尖下巴，巴掌大的脸，却跟着何新军染上一股黄河水味，吃拉面一筷子一口吸进去。不留指甲，剪得不能更短，剥茶叶蛋时对着桌子乱敲。看足球，偶尔喝两口酒。一口标准的兰州方言，坐在乞丐与何新军当中，听着一个又一个黄河味道的故事。数学题不会做，椅子不好好坐，穿个大裤衩，蹲在上面咬铅笔。何新军望了望，竟说了一句：“不然抽根烟找找灵感？”真当火点起来的时候，他又作罢，把烟从莎莎嘴里拔掉，说了句：“毕竟女娃。”
大徒弟王斌终于可以离开。莎莎闹着要送，说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兰州火车站。王斌一路上跟莎莎说，高考后一定得离开兰州。你得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才是发财的地方。如愿以偿看到了兰州火车站，紧紧靠着一片山峦，山的另一端，不知什么样。“来！广东广东！上车的走！有座位哦！”
长途客车旁的兰州小哥不要命地呐喊着远方。莎莎在远处招手，胸膛里烧起一捧来自远方的火焰——这是一九九九年。开家长会，语文教师说要让孩子多读课外书，还问何新军，怎么只见你来，不见何莎莎妈妈来。何新军睁大了眼睛，何莎莎？她说她叫何莎莎？随即放声笑起来：“啊哈，好！”他的脸色愈发苍白，指甲都没了粉红色，牙口上的牙龈也愈发萎缩。“哈哈，她妈来学校，那还了得，学校得淹喽。”老师不知其所云，只闻得一股饭馆后厨味。按老师要求，何新军买了十来本小说，放在莎莎的书桌上，扫见她的数学卷子，刚及格。语文卷子，110分。十本小说里有一本何新军看不惯，当场抽出去扔到箱子底下。嘴里咒骂着“百年孤独，这他妈也太孤独了，不能让娃娃看”。日历上的年份不停地变，每次去医院开药，医生都以一副“你这人怎么还活着”的眼光看何新军。
何新军的嘴皮子天天掉皮，牙龈出血，眼睛睁开十分钟就要疼。拉面的时候，动不动就感觉晕厥，想睡觉。何新军曾目睹过癌症患者们都是怎么死的，一个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牙发黑，头发掉光，瘦得像麻秆，他不想那样死。一直以来，何新军都收集着不同医院给出的止痛片，七年来攒下了一整罐。他的死法是：在后厨，就着一碗蓬灰水，一碗牛骨汤，一次性吞下数十片安眠类止痛片，再把莎莎叫到客厅。当时女孩正捧着手机发短信，“老公”“老婆”之类的词语满屏皆是。何新军感到眩晕，就靠着电视机，拄着桌子立在那儿。“莎莎，你十八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去北京、上海、广东之类的地方。”
“嗯，我告诉你，你有一笔钱，还有两套房子，都在这儿了。”何新军掏出箱子最底层的《百年孤独》，书的中间夹着一张律师开出的清单。“我跟你说，我给你写了点东西，是咱家蓬灰拉面的诀窍，其他的没什么可以给你的。”莎莎发完另一条短信，把手机塞进兜里。“啥？老何你刚才说的啥？”女孩拿过律师函，大段法律术语烦琐难懂。“我说你。我说拉面……我……你……”下一秒，何新军的头与墙相撞，一声闷响后，身体滑落。嘴角咧着，笑出两行口水。在他最后一幕的视野里，除了莎莎没有别人，莎莎把电视机上的光都吸到自己身上。少女刚洗完澡，头发未干，长发及腰。芳龄十八，亭亭玉立，面孔清秀，像是来自另外的维度。夜里，躺在旅馆，王斌悻悻作罢。躺着躺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也许何新军已然不干拉面了，但他带出来的徒弟必是有干拉面的。找到徒弟，就能找到老何，兴许还能见见莎莎。
往日，何新军立下的多种规矩里，有一条是这样的：客人点选了拉面的种类，后厨拉面师傅必须把客人的声音乘以十倍，高喊一嗓子，作为一种热情的回应。这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本地面馆里常有的情景，来客哪怕小声说一句“大碗，二细”，就只听后厨扯开嗓子呐喊一声：“大碗的！二细哟！”这个“哟”拉得老长，绕梁多时。当年王斌也这么喊过一段时间，起初还抹不开面子，不知道师父一早晨乱喊乱叫有什么用。何新军就说了，干一行爱一行，做一天拉面就得喊一天。一是让客人觉着，他要的这碗面粗细程度你听清楚了；二是让客人觉着，后厨干劲十足，诚意也够劲儿，不会偷工减料、乱加东西。第二天清早，王斌自开车寻找。每路过一家面馆，他就撩开门帘，试探性地喊一嗓子：“大碗，二细的！”
这一嗓子吓得店里吃面的陌生人一阵哆嗦，几个卤蛋似的头颅抬起来，香菜挂在嘴皮子上，瞪王斌。又换一家，他站门口一喊：“大碗！二细的哟喂！”
女收银员不乐意了，朝他招手，说：“喂！喊什么？来这儿开票。”
一上一下地来回折腾了十八次，王斌已然疲倦，他用手拄在门框子上，闷头喊了一声。紧接着，面馆深处，墙的另一头，传来一股银铃般、唱词般的声响。“大碗，二细哟！”是个女孩的声音。王斌吓得连忙退后三步，仰头一扫，“何莎莎蓬灰拉面”。往里面走，面馆很大，客人满座，装修别致。枫木雕花栏栅，仿汝瓷质感的落地瓶子，名人字画挂于高处。这是滨河路上，紧靠白塔山旅游区的一处宝地。远处忙碌着的一群男人中，有一个戴着白袖套，捏着白毛巾，脸颊通红，汗如雨下的面孔。一点点焦躁写在脸上，皱着细腻可人的眉头，夺过伙计手里的面头，说了几句话。挺直了胸膛，双手离散，拉出一缕白。14个为爱而战的故事他们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里人生“一塌糊涂”却长着最倔强不屈的骨头活得火一般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