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逐鹿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始终保持了“一超多强”中“超”的地位，且多年屹立不倒，独霸全球。究其实质，主要依靠美媒、美元和美军的支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居功至伟。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德隆曾经说过：所有时代的历史都是经济史，是隐匿在政治波澜与军事表皮之下的经济血肉之躯，而金融就是其中永不停歇的血脉。当前，中国正处在赶超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赶超成为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之所以落后，表面上看是因为近代中国落后于工业革命。事实上，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有了金融革命，而正是这种金融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金融、货币的革命也是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认为，中国历史的死结未必归于使用白银，但白银的命运却可以提供可能的解释与答案。徐瑾在所著述的《白银帝国》中，通过考察自宋朝至中华民国的白银发展史，找到了帝国兴衰的密码和答案。

中国之所以采用银本位，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在宋元明三个朝代，中国试图跳过银本位直接进入货币本位，但一方面因为纸币的无约束泛滥印发导致帝国衰亡，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白银不但具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还拥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所以“白银天然是市场的选择”。相比于白银，纸币从宋代的会子悲剧开始，到明代大明宝钞的失败，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但在经济体制上，即使白银在市场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由于多年以来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中国在明清之后号称银本位，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白银没有作为铸币使用，流通种类达上百种之多。徐瑾认为，由于白银多种度量单位不一，导致中国货币制度空前混乱，而混乱的币制进一步造成经济金融的萎靡落后，与国家的孱弱分裂彼此牵引。用银，也因此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甚至被看做一种白色的诅咒，成为帝国落后的镜面投射与无奈注脚。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财政银行对于国家工业化的意义重大。日本和德国的发展一再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强大的财政体制，才能支持预算投向经济发展，随之形成经济发展支持政府的正反馈。中国明清以来至民国政府都没能完成财税的现代化转型，政府一直缺乏充足的税收支持。晚清之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由于军事和财政的双重溃败，中国的大小财源甚至土地往往沦为抵押品，更没有带来中国金融制度根本性的变革。无论北宋的纸币还是清末的公债都在昭示着：在社会系统没有完成现代性转化之前，在旧有权力规则之下，金融服务于政治的命运难以有本质改变，最终的自我溃败也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直也没有进化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中国货币无法银行化，就不得不走上白银之路。没有银行，没有白银铸币化，就必然导致混乱与落伍。银行体系的缺失成为近代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关键。

如果继续深入挖掘，我们就会发现，传统金融体系之所以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在于所有权的归属。在所有权明晰的政府治理下，才能够产生先进的金融制度。所有权制度缺位，市场经济就更难以发展。无论明代的沈万三还是清代破产盐商的命运都证明，皇权可以一时赋予商业特权，也会在瞬间褫夺这一特权。制度寻租的收益往往超过技术创新的收益，私人资本在国家面前始终处于弱势，无法形成强大力量。正是因为产权难以得到终极保护，所以也难以在整体上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与金融系统。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商业一直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存在的，而金融业作为商业的附庸，只能成为附庸的附庸。对此，徐瑾的见解更为深刻：当产权保护与人身安全都无从谈起时，权力对财富直接掠夺是最便利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何必考虑更曲折的银行模式呢？

研究中国货币史可以发现其形态变迁与制度发展均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变化，而货币的变迁背后对应着帝国的进退。货币的价值并不来其内在的金属价值，一美元的纸币仅仅是一张没有内在价值的纸，是国家创造了货币和它的使用价值。国家越是强大，政府机构的信用度越高，货币就变得越强。金融固然很重要，但是要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之上的。清末、民国乃至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白银、法币等等货币形式都充分的证明：只有社会稳定、秩序井然的情况下，金融货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指出，梳理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借助白银之眼，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现代化之路。这条路，必然是强大国家实力、提高国家信用、保障所有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