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巴彦淖尔盟盟委和行署还都设在磴口县的巴彦高勒镇，当时全盟人口110万，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民间素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说法，但实际上无论经济和文化当时还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犹如一股股鲜活的清风从天边吹来，五彩缤纷的祥云，给河套大地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和新的信息。河套人民敞开她宽广大、温暖的怀抱迎接各地知识青年的到来。
自古河套历尽沧桑，各族人民在这里聚合生息，创造了由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汇集而成又具有移民特色的河套文化，其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知识青年的热情欢迎和接纳，也正是巴彦淖尔人身上这种“文化基因”的反映。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到来，那满口的京腔津韵，那一身整洁、简朴的穿扮，那激动又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的表情，都成了当地群众瞩目的对象。当地群众对知青同样有一种向往和新鲜感。1964年和1965年间来的知识青年，尽管成百上千，但对整个巴彦淖尔来说，一分散开来就显得少了，并不是每个生产大队以至每个公社都能分到知识青年，有的社员甚至赶着驴车跑几十里路到有知青的生产队去看一看这些大城市来的青年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很多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纷纷向上级申请，希望给自己的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也分配一些知青。在安置知青的生产队里，有的社员抱来自家下蛋的母鸡送给知青，有的拿来扫炕的笤帚给知青使用，有的人家做了好吃的饭菜也总想把知青娃娃叫过去。那时候，人们真把知青当宝贝一样看待.
国家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是希望他们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生力量。而使自己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这也是当年多少知识青年崇高的理想。对于来河套插队的各地的知识青年来说，沃野千里的大平原也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最初的几年里，下到河套农村的知青，他们都有着很高的觉悟，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抱着将来要当国家接班人的豪情壮志，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来磨练自己的精神和意志。所以，他们到农村后，信心十足地投入到了农业生产的劳动中，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他们拜贫下中农为师，虚心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尽量使自己像一个真正的农民，踏踏实关地劳动;而且哪里有困难，他们就冲向哪里。而对于贫下中农来说，他们的眼睛也绝不会欺骗自己，面对这样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认为他们能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到农村田间地头来受这份苦，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动。当年巴彦淖尔知青办的一份总结报告中说：“农民认为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支援农业的新生力量。在他们身上有科学文化知识，这东西比支援机器、化肥强多了。”由此可见河套农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意义的理解和见识也非同一般，亦可见他们对知青所抱的期望。确实，知识青年的到来，一下给河套大地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
当年的知青刚到乡下时，对农村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新鲜感。一名老知青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安排在一排知青房子里住下来，形成了一个小集体。村里的队长派人给我们送来了烧柴，拿来了磨好的面和一些蔬菜。开始我们不会做饭，连火也生不着，队里就派了几个大婶轮流教我们。我们第二天就跟着队里的人参加劳动，闹了许多的笑话。有人把麦苗认成了韭菜，问队长队里种这么多韭菜，能吃了吗？队长也是个年轻人，笑着回答说，‘吃不了韭菜叶子，咱们等夏天收它的籽磨面吃了哇。’旁边的人听了，早就忍不住笑成一堆。”这是个让人开心的开幕式。随后知青们对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逐渐熟悉，也对劳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每天跟着队里派给自己的老农师傅，学习各种农活儿。女知青心灵手巧，学什么也快；男知青们胆子大，苦活累活脏活都不挑拣，有些还跟着学会了赶马车、套牛犁地等“技术活”。狼山公社的几个男知青，还跟着村里人学会了杀猪宰羊。有一次队里原来的一个屠夫，借给队里杀牛之机，想凭着手艺跟队长争工分。队长不同意，两方面就僵住了，村子里的其他人们都不会干，会干的也不愿得罪人，几个知青私下一嘀咕，就站出来揽下了这营生，他们头一次对付这么大个畜生，所经历的危险和困难不言而喻，但他们在一老农的指导下，硬是按村里的习惯，把那牛给杀了。当时还为知青挣了一付牛下水，改善了一下伙食。知青们的这个胆气，确实让队长高兴了几天，他逢人就说。
知青们在农村除了学会干农活以外，还有另一项收获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便是锻炼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正如一位知青后来所说：“回顾那段苦远远多于乐的往事，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豪。艰难困苦生活赐予我们的恰恰是无价财富：勇敢、执着、坚韧、奋进。我们理解，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平凡劳作，需要这种精神。”还有一项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锻炼，使一代年轻人从一种浮泛的精神状态，慢慢地沉淀了下来，使他们切身地体验并理解了中国农民所背负的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他们的老牛一样的负重精神。这种理解和体验，使多少曾经上山下乡而现在又身居国家建设事业各个行业各个岗位处的“老知青”，思想深处永远有一道厚重的农民兄弟的剪影。
客观而言，知青们下乡数年，相当大一部分人并没有与当地贫下中农真正打成一片，更远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至少，他们作为不同于当地社员的知青，总是感到自己存在着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做差异。就对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有不同的认识存在，正如一位插队知青在后来回忆文章中所说：“说实在的，我接触的农村干部人性不错，老百姓也很厚道。他们质朴无华，勤劳忍耐，对我们的到来关心也不错，但他们距离现代文明太远，给不了我‘再教育’。他们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跑到这荒天野地的农村来受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省灯油，天一黑就早早上了炕，跟外界没有什么接触，也就没有那许多的烦恼。可是，我不愿意被他们‘同化’。我们所在生产队有个军队干部出身的女知青，嫁给了一个土头土脑的当地农民，在当时很是引起轰动，其实这也是她寻求解脱的一种办法。我们那时候不敢怀疑‘文革’，也不敢奢望插队的知青今后会另有安排，惟有从《毛泽东选集》中汲取些精神力量。当时油灯下的苦读，确实教我受益不少。”那时，这种成熟理性一些的青年人不多，更多的还是一脸娃娃气，盲目地顺应着那个时代的潮流。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交流与传导，这决定了它是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在向农民学习农田劳动技术的同时，知青也用他们身上那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和在城市文明中所学会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来向广大的农民们证明着自己身上的优势所在。有个插队知青回忆说：“在劳动之余，我们用土坷拉盖起了一个乒乓球台，胶泥硬面，土块当网。这虽然不能和城里的条件比，但由于是自己亲手所创，大家在竣工的当天，都感到十分得意。球拍和球也很快变魔术一样地解决了，人们你争我抢地演练起来，吸引了村里老老少少来看稀罕。球滚到了一个老汉的脚边，他拾了起来，左端详，右细看，还用手小心翼翼地捏了半天，才问这个蛋是什么东西下的，这么轻还这么结实，打都打不烂。这何尝不是围观的那些个娃娃和大人心里的疑问呢！知青们就吹开了，说这是天上飞的最高的老鹰下的蛋。而且，这蛋还是老鹰飞在空中时下的，所以才会这么轻，又这么结实。村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个球的名字。更多的村民在更多有知青的村子里，知道了更多的城市里的玩物。”当年的知青绝对没有想到，是他们的到来，拉近了落后农村和整个世界的距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有趣的故事太多了。听当年有过知青的生产队里的人讲，那时，村子里最红火的地方，就属知青住处了。他们一个个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就像冬天里的一团火，吸引着村里的年轻人。
当年知青的住处，就是村里的文化娱乐中心，不光对当地村里的年轻人来说是这样，知青们也乐在自己的这块广阔天地里的小天地里。他们利用墙壁办起了黑板报，开辟了语录台，黑板报上有学习栏，好人好事栏，光荣榜。他们为这个阵地冠名知青俱乐部，这里有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图书，和那个年代非常稀罕的收音机。他们用这些东西向农民展示和宣讲外面的世界，了解国家的最新动态。更进一步，知青们还开设了农村夜校，把村子里的年轻人，和愿意来学习文化的农民集中在一起，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开始，教社员们开始认字学课文。而手里最好的学习工具，就是人手一本的《毛泽东选集》，还有迟到的当地的报纸。在这样的活动过程中，有好多村里的姑娘和女知青们都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学习上以友为师，有些还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私下里讲给有见识的城里朋友来帮助定夺。结果，在知青们的鼓励下，让好些村里女孩子，顶住包办婚姻的陋习，成为一时风尚。按一位老农的话说：“是这一大群知识青年，将歌咏比赛、朗诵比赛、猜谜会、运动会、卫生讲座等许多当地群众闻所未闻的活动一步一步地普及开来。”甚至知青们的一举一动都对当地青年产生着影响，比如，当地年轻人看见知青每天刷牙，他们就也向知青学习，买来牙刷、牙膏，由此养成了天天刷牙的好习惯。当然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知青们的努力，获得了队里的村民认可，社员们很快就发现了知青娃娃们的长处。于是，许多知青在农田里没干多久，就到大队或公社的学校里当起了代课老师，有的当了“赤脚医生”，有的走进了农村干部的行列，或走上了农村需要的其它重要岗位。按巴彦淖尔盟知青办1973个的一份总结中说：“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知识青年们积极劳动，立志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不动摇。这些年来，全盟涌现出先进青年小组160个，先进个人1160人，163人光荣加入党，1258人加入团，有876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3000多人担任了民办教师、民兵干部、赤脚医生、家业机械手、生产队会计保管、科学实验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成为农村牧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支强大的骨干力量。”这中间人数量最多的是民办教师。也正是这批优秀的知青充实加强了河套的师资队伍，为全面提升河套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准，起到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