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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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23日，黑泽明诞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武士家庭。直至1998年逝世，他一共为世界影史贡献了30余部电影，并于1990年获得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如果有意挡住这些成就散发出来的光芒，人们就能看出，黑泽明并非天生导演，而是在家庭、亲人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推动之下，走上电影之路。

在这条路上，辗转、冷遇、蛰伏、非议，甚而自杀，黑泽明都一一经历了。

如果不是因为意大利电影人斯特拉米·杰莉女士的推荐，《罗生门》这部电影也许会永远地留在日本的国门之内。更别提后来，这部电影还拿到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黑泽明成为“第一个在西方获奖的亚洲导演”。

1951年，《罗生门》在日本全国公映之后，几乎面临马上下映的命运。黑泽明在他的自传《蛤蟆的油》中记下了这段令他消沉的历史。

完成《罗生门》的拍摄之后，黑泽明给松竹公司拍了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作改编的《白痴》。“这部《白痴》败得很惨。”他在自传中写道。

那时，黑泽明和松竹的领导发生了冲突，关于电影的谩骂和诽谤随之而来。大映公司原本也向他预定了下一部电影，但《白痴》票房的惨败也使得前议被取消。

在命运扭转——《罗生门》获得国际大奖——的前一刻，黑泽明在大映的调布制片厂听到这个“冷酷的通告”，心情黯然地从制片厂的大门走了出去。“强忍愤慨踽踽独行，一直走回位于狛江的家”。

身处电影界的冷遇，他想到此时焦虑已经毫无用处，就出门去多摩川钓鱼。在多摩川边，黑泽明刚一扬竿，鱼钩就被卡住，鱼线被挣断。没有带备用鱼线和鱼钩的黑泽明，心想“倒霉的时候只会出这样的事”，“心情忧郁，四肢无力”地收竿回了家。

好消息以这样的方式传来——

一开门，老婆就跑了出来，说：“恭喜！”我听了，不由得心头火起。“什么？”“《罗生门》得大奖啦！”她是说，《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大奖。

“我想，这回总不至于遭到冷遇了。神佛睁眼，又眷顾了我。”

此时黑泽明才知道自己的电影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这完全是意大利电影人斯特拉米·杰莉女士看过《罗生门》，理解了此片，从而给予关照的结果。对于日本电影界来说，这纯粹是个突然冲击。”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罗生门》获得第2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后，日本评论界认为这部电影得到的两个奖，“不过是评奖者出于对东洋异国情调好奇的结果”。

《罗生门》的确是一个产生于日本本土的故事，改编自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背景被置于战乱、天灾和疾病连绵不断的日本平安朝代。故事中，一名武士被杀，案件发生后证人们被招到纠察使署，但却各怀利己的目的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事件真相迟迟不明……

不管评论界评价如何，得奖是大映乐于见到的。在媒体报道、各国向大映要求购买《罗生门》、大映紧急制作外国版的拷贝中，黑泽明不仅结束了他那时的“冷板凳”时期，还获得一个“世界级导演”的名誉。

跟随《罗生门》的国际成就一起走到全球观众视野当中的，是黑泽明电影中的武士形象。

黑泽明在他的一生当中拍摄了30余部电影，武士是其中一些电影的主角，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则是这些电影的精神主题。他对武士形象的熟悉来自于他从小长大的武士家庭。

1910年，黑泽明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东京出生。他的父亲是日本户山陆军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当了教官。在自传《蛤蟆的油》中，黑泽明曾透露，父亲的教育方式“纯粹是斯巴达式”的，“要求极其严格”。

小学五年级，黑泽明开始接触剑道，大正年代的剑道课是小学的正课。那时他很快拜了一名叫落合孙三郎的剑客为师。每天早晨，天还没亮，黑泽明就踩着木屐“目不斜视地走”，历经一小时二十分钟，到落河道场练习剑道。

对少年黑泽明来说，父亲就是那位“武士”。梳着武士发髻的父亲，起居举止非常严谨，“常常背对壁龛端然正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母亲把饭桌上的鱼头左右摆反、小黑泽明吃饭不合规矩，都会遭到父亲训斥。

在如此严厉的家教中，黑泽明意料之外地常常被父亲带进影院。在神乐坂一家专放西洋片的影院，黑泽明看了很多西方的连续武打片。还有一些电影的故事发生于阿拉斯加，“都是表现男子汉英雄气概的”。神乐坂的曲艺馆，也有他们父子出入的身影。

从这时起，黑泽明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就是走文学的道路，或者走美术的道路”。

但在没有拐上当导演这条路之前，黑泽明原本曾为“当一名画家”而努力着。1928年，黑泽明18岁，他报考了美术学校，但没考上。黑泽明的父亲“大失所望”，他自己则觉得“这样一来，倒能自由地学画。”

这个时期的日本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次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经济的根基遭到动摇，日本无产者艺术应时而生。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加之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黑泽明“不能要求家里给我买齐这些东西”，“一面沉迷于绘画，一面贪婪地学习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

在黑泽明的家中，有一个人比黑泽明进入电影圈还要早，就是他的哥哥。他年长黑泽明四岁，参与电影界的方式是先给电影院写说明书，后来开始担任电影解说人。

“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电影方面，我远不如哥哥见多识广。”黑泽明在自传里写道。他“如饥似渴地看哥哥推荐的作品”，那些大都是电影史上的名片。

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黑泽明加入了无产者美术同盟，开始在无产者美术研究所的展览会上展出绘画和招贴画作品。然而，当时的绘画倾向于以政治理论为指导，但黑泽明对这类绘画持怀疑态度，渐渐失掉了绘画的热情。

一直要等到1935年，黑泽明等来了P.C.L（照相化学研究所，1937年更名为东宝电影制片厂）电影制片厂招考助理导演的启事。第二年，黑泽明从500多名应征者中突围，成为山本嘉次郎门下的学徒，正式踏上电影之路。

在P.C.L拍出自己的处女作《姿三四郎》，并通过审查于1943年正式上映前，黑泽明经历了漫长的学徒期，为他后来的电影执导工作打下牢固的技术基础。

P.C.L招人，不是应急性质的招聘，而是进行长期的人力培养。黑泽明在这里做过洗印工，扛过录音器材和摄影机，搭布景，当会计，在缺人的时候充当替身或群众演员。山本嘉次郎为了训练助理导演，不时在戏拍到一半时就转头回家，让黑泽明去完成。调教演员、电影后期配音的工作，也是在这个阶段学到的。

然而在这里，黑泽明养成了一副“严厉、倔强又爱发火的坏脾气”。山本嘉次郎为人宽和，面对演员迟到耽误拍摄进度，“脾气好、能忍住”，扮黑脸的责任就落到了黑泽明身上。这种习惯被他带到了日后的导演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

五六年学徒期结束，和《姿三四郎》相遇时，黑泽明已经备过多个剧本送内务省审查，但都没有通过，一度丧失希望。以至于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即将出版的《姿三四郎》，又被故事介绍吸引，就每天去蹲书店，希望第一时间买下这本书。读完这本书，他又着急地嘱咐制片人赶快去抢版权。

《姿三四郎》上映后，“战时的老百姓很长时间没娱乐，这部既有精彩打斗、又有励志味道的新片得到了一致的喝彩”。黑泽明名声大噪。

黑泽明酷爱拍，也爱剪辑。曾与黑泽明合作长达半个世纪的野上照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黑泽明对于剪辑工作“有些迫不及待”。每天拍摄完毕，看过工作样片之后，剪辑工作当晚就开始。“他在剪辑时的集中力极其惊人，对他说话都听不见的。对导演来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野上照代说。

从处女作开始，黑泽明走上了高产又多奖的拍摄之路。《罗生门》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七武士》拿到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战国英雄》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

但是，在成就的一路高歌中，由于性格火爆外加完美主义，黑泽明在日本电影界的发展磕磕绊绊。

1958年，黑泽明在东宝拍摄《战国英雄》，此片原定130天完工，但因为天气恶劣，完工期超出了70多天，票房也没有达到东宝的期待。东宝此时坐不住了，“决定联合黑泽明成立他自己的制片公司，目的就是要让黑泽明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再让他为所欲为”。

这之后，黑泽明不得不“一边试图忠实于艺术追求，一边像精明的商家般锱铢必较”。此后，《红胡子》耗时两年才进入院线，黑泽明的制作公司因此负担起了东宝的巨额贷款。“那时的黑泽导演非常孤独，以前关系很好的朋友也都离他远远的。”

1966年，黑泽明和东宝的合同到期，于是挥别东宝，转战到好莱坞发展。同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的总经理达里尔·扎努克找到了黑泽明，希望从日美双方角度出发，用影片《虎！虎！虎！》来彻底剖析珍珠港惨剧。

但这又是一次不愉快的合作。1968年，《虎！虎！虎！》在东映京都摄影所开拍，但东映京都不熟悉黑泽明的作风，两者的拍摄方式也完全不同。东映京都对于那时候被称为“电影天皇”的黑泽明也有反抗情绪。由于和剧组冲突不断，三个月后，黑泽明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单方面解雇。

1971年，因为影片在商业上的失利，再加上日本电视的兴起打击了本国的电影工业，黑泽明在内外夹击中无路可退，试图在自家的浴室割腕自杀。

黑泽明的女儿黑泽和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电影过程中的困难，做导演的人，是有能力克服的。但是父亲的悲伤更多的来自于日本电影业的衰退。父亲试图让它再次兴盛，对此感觉到了责任。但同时也觉得自己力不能及，为此不断地进行反省。是他的纯真，和因纯真而来的脆弱，让他一点点崩溃了。”

这个时候的黑泽明，几乎是哥哥在27岁时自杀离世事件的翻版。哥哥自杀前，由于欧美影片已经完全有声化，影院解说人不再被需要，“失败是意料之中的。”黑泽明担任副导演的电影《作文课堂》的主演也曾对他说过，他和哥哥的模样完全一样，但他哥哥是“底片”，黑泽明是“正片”。

所幸，自杀后，黑泽明被女儿及时救起。1975年，黑泽明在低谷过后又拍摄了《德尔苏·乌扎拉》，这部电影后来获得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影片。往后，黑泽明依然保持着持续的创作，在1990年获得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一直到1998年，黑泽明因脑中风在东京逝世。

回首黑泽明展现给这个世界的影像，其中有武士的形象，他们富有责任感、使命感、自尊心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死亡时无所畏惧。在其他的那些当代日本普通人身上尖锐的故事中，观众也可以从中了解日本的灵魂和日本人民的内在力量。

自传《蛤蟆的油》里，黑泽明在开篇就写道：“从我身上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黑泽明的一生，是持续不懈拍电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