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一般到了初三年级，每年都得到农村一次，到工厂一次，去参加“学农、学工”的活动。

有一次我们已经到了高中，还是去广顺农场的“分校”学农。那是每个人的粮食“定量”太少，根本就不够吃。加上副食品也少，所以老是感觉饿得快。

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下午下工以后到处晃悠，就想在哪里能够找到些吃的，来弥补一下肚子里的油水。

我们在野外一片菜地里，看到广顺农场有那些“就业人员”（就是劳改释放以后就在农场就业的人，很多都是以前国民党的军官），栽种的红萝卜（有些地方叫“胡萝卜”）。

那时候城里的菜场里，很少看到有红萝卜卖的。一看到这么新鲜的玩意，几个人不由得动起了歪脑筋，想拔几个来“尝尝鲜”。

班干部在场，虽然也有点动心，但是碍于自己的“干部”身份，也不好意思带头去做。我们就让班干部避开，有我们几个去充当“坏人”，只要班干部不告密就行。

趁着四下里没人，我们每个人都拔了好几个红萝卜。除了自己的，也还给班干部留了一些，因为大家平时都玩得比较好。

看着一大堆“丰收”的果实，大家偷偷的把红萝卜拿到水井边去洗赶紧，然后跑到树林里三下五除二的飞快“干掉”了。

本以为我们做这事，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哪知道到了吃晚饭排队的时候，班主任突然说出了“有几个男同学跑到人家广顺农场的菜地里去拔红萝卜……其中有一个同学衣服的背上还有一个到7字……”

我去，衣服背后有个倒“7”字，那可就是不点名的在说我了。我的衣服背后前不久被一颗钉子刮破，补好了就留下一个痕迹。只是我们几个在班上还算是成绩好的，班主任就没有直接点名说出来。

班主任还说了，希望参加“把萝卜”的同学晚饭以后到她那里“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

“有叛徒”！我和几个同学的第一感觉，就是有人在班主任那里把我们给告了。但是班干部从始到终都是和我们在一起，只是相隔一点距离。

再说了，以我们平时的关系，班干部是不可能去告密的。现在那时候告密者都是被别人瞧不起的，不管“做坏事”的同学是否表现不好，班干部一般到很少有人去给老师说的。

大概这也和我们这儿的人性格比较豪爽有关吧，但是告密者，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也就成了过街老鼠，会受到大家的孤立，而且还会一直到毕业。

说到已经被告发，又还不知道是谁告的密，哥几个也是理不出一点头绪来。吃过晚饭，几个人就在一起“策划”（那时候策划可算是一个贬义词），看看怎才能过得去老师这一关。

我就说了自己的意见：到时候就说是我出的主意，看老师有什么反应。

哥几个也都一样，都想把这事揽到自己的头上，替哥们扛着。争了半天，谁也不肯让步。一直就到了班主任那里，也就是老师的单人宿舍。

班主任在听了大家的话以后，也是批评了几句，并没有过多的指责。只是说了句：是广顺农场一个“就业人员”看到我们几个在菜地里拔萝卜的。

因为我们几个平时里成绩和表现都还不错，所以今天就没有点名批评。“但是，下不为例！”

班主任还说了，以后如果真的想吃红萝卜之类的。可以给老师说，她也和广顺农场的领导说过了，让我们去给农场帮忙做些事。人家也会适当的给我们一些“实惠”。

“警报解除”，我们哥几个里面没有“叛徒”。同时大家又开始议论了：明明当时我们都是细细的看完了四周，确定没人才去干的，怎么就让一个“就业人员”给发现了呢？

过了几天，班主任带着我们，利用工余时间去给广顺农场干活，我们几个可算是干得最卖力的了。毕竟老师并没有过多的指责我们，还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农场领导也让那些“就业人员”给我们送来了好多的新鲜蔬菜，除了红萝卜，还有洋芋、白菜，还有一些红薯（我们叫做“饭薯”），甚至还有一些猪肉！

那时候猪肉可不是每天都能够吃到的，怪不得之前我就听别班的同学说过，要下农场就要去广顺农场，那里伙食比我们的分校好的太多了。

其实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也是到广顺农场去学农的，也感受过那里的伙食和其他好处。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农场里的茶厂和很多养殖场，那可是有肉吃的好去处呢。

只是后来我们校长把人家农场的子女打了，搞得农场和学校关系紧张，我们“学农”才到了农场里自己的分校去的。

分校也是白手起家，除了几把破破烂烂的旧锄头，啥都没有。而且老师和学生又都不会种地，很多都是靠班上的农场子弟现场教学，我们也才能做出来。

自己种出来的包谷（就是玉米），都要卖到两块多钱一斤才能够勉强保本。那时候粮店里的包谷才卖一毛多一斤的。

再后来，我们学校和广顺农场彻底的决裂了。我们“学农”的时候，也就再也没去广顺农场那边，而是就在离学校不是很远的牛郎关。

在那里又搞了一个自己的农场，基本上也是惨淡经营，我感觉就是拿大家去那里受罪罢了，也学不到什么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