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4 华杉

伯夷的毛病我们容易犯，就是好评判他人，一评判，就把人家给否了。看天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好人，那就不能容众接物。柳下惠呢，一般说他和光同尘太过，就容易同流合污。我到觉得他没有同流合污的问题，他真是清者自清，一旦到了要合污的界限，他就自动切断了。但是他这样的态度，容易被人轻视，不能更加主动的有进有退，不能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作用。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měi）焉。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xī）裸裎（chénɡ）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以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这里讲两位性格比较极端的圣人，一个是伯夷，圣之清者；一个是柳下惠，圣之和者。

伯夷，是把清高做到了极致，上挑君，下挑友。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交之友不交。国君有不善的，他不肯立在他的朝堂上。国人有不善的，他都不肯跟人家讲话。如果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说话，他就像着了朝衣朝冠坐在泥沼或炭灰之上，浑身不自在。专注到这种厌恶恶人恶事的心，就放大了这心，推广开来，哪怕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看人家帽子没戴正，他也受不了，觉得人家无礼，眼睛望望然就走开，若将浼焉，浼，污染，好像怕自己也沾染上肮脏似的。

伯夷有贤名，其他诸侯国家有希望请他去做官的，派了善为辞命的使臣来请他，他也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他不食周粟，连周武王、周公他都看不上，都觉得污，他怎么会接受其他诸侯国君呢？他心里，天下根本无可事之君，无可立之朝，不肯降志辱身，不肯和光同尘。

肯和光同尘的，就是鲁国的柳下惠了，他是另一个极端。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他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污不污，我无所谓，只要给我机会，我就做事，多小的官也做，不觉得失了身份，为谁做事呢？为老百姓做事。他做官的原则，是“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进不隐贤，是推贤让善，不隐他人之贤，不断把好人能人往上推。必以其道，是以直道事人，一定要按原则办事。你可以不用我，但你只要用我，我就要按原则办事。即便被人遗弃，而身处困穷，他也不尤不怨。

对于他总是与恶人共事，他平时经常说：“他是他，我是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就算赤身露体站在我身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玷污我呢？”

这话，《列女传》里面有记载。柳下惠按原则办事，得罪权贵，三次被降职，他也不离开，忧民救乱，做多大官，就办多大事。他的妻子说：“还跟他们混在一起，不是亵渎了你吗？”柳下惠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我怎么能放弃？他是他，我是我，他就算赤身露体站我旁边，又怎么沾污我？”

柳下惠有贤名，其他国家的国君也有派使臣来请他的，你在鲁国不得志，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给你做大官，做大事。他一概拒绝。别人问他。他说：“以直道事人，按原则办事，到哪儿都会被排挤的。他们今天高接远迎请我，明天对我的态度也和在这儿没什么区别，我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所以他不管跟什么人，都能很高兴地和他一起共处共事，一点也不失常态。几乎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挽留他，叫他留住，他就留住，就是不屑于离开。

孟子说，伯夷太狭隘了，柳下惠呢，又太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都是君子所不取的。

孟子另外评论过四大圣人，伊尹是圣之任者，伯夷是圣之清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孔子是圣之时者，他愿意学孔子。这里是专门就伯夷和柳下惠做了详细评述。

伯夷的毛病我们容易犯，就是好评判他人，一评判，就把人家给否了。看得天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好人，那就不能容众接物。柳下惠呢，一般说他和光同尘太过，就容易同流合污。我到觉得他没有同流合污的问题，他真是清者自清，一旦到了要合污的界限，他就自动切断了。但是他这样的态度，容易被人轻视，不能更加主动的有进有退，不能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作用。他的眼光看得太近、太细、太具体，只看着身边的群众，一个也不放弃，一刻也不放手，没去看全国，或者全天下的人民。所以孟子愿意学孔子说圣之时者，只有放弃管不了的，才能去管更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