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金庸先生则写活了一个清朝康熙年间的市井小子。阿Q与小宝，两个有着相似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却因身处迥然相异的环境而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历程：一个是被绑缚法场结束了生命，另一个却在温柔乡中逍遥自在。
阿Q与小宝是很有些相近之处的。阿Q的姓名据说是无可稽考了，韦小宝的韦是跟他的娘姓，父亲是谁根本不知，小宝这个名字大抵也是妓女鸨婆随口取的，亦无多大意义。他们都身处社会底层，一个是靠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一个是出生于妓院的跑腿小厮，地位极其低下。照理说，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境遇应该也相差不远，而事实上，不同的环境以及性格上的些微差异造就了彼此不同的际遇，一切的一切，也就由此而不同了。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仍是充满了麻木与落后的所在。阿Q作为其中的一份子，自大而又自卑，国民的弱点在他身上暴露无遗。说他不学无术罢，偏偏脑子里有那许多的封建正统思想；说他有见识罢，偏偏连杀头大事都懵懂无知，还傻傻地要把那圆圈画得再圆一些。环境的落后加上性格的悲剧，他的命运令人扼腕，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必然。
反观康熙年间的扬州城，虽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景况却仍是欣欣向荣。妓院，历来是最繁华与最险恶狡诈之所在。生长其中的小宝自小便是诡诈多端，其机灵程度绝非那视听闭塞的农村中长大的阿Q可比。他的人生虽充满了戏剧性的偶然，但总体上也还是靠他本人的小聪明与随机应变的手段获得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固然没有注意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阿Q这一类的农民却也从没有主动去了解革命的意义，随波浮沉、不愿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是他最大的弱点。否则，同样有着“精神胜利法”的小宝为何能优游于官场呢？阿Q的口头禅是“儿子打老子”，小宝也爱在讨不着便宜的情况下用一些别人听不懂的粗俗俚语来进行讽刺和嘲笑。问题就在于，阿Q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却把这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想靠别人来叫他革命。更可笑的是，他竟把这希望一度托在那些本该是革命对象的人的身上，可见他对“革命”实在是一无所知的。既然对革命毫不了解，他又怎能指望革命会为他带来希望呢？韦小宝在这一点上实是胜过阿Q太多太多了。他虽然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但他在积极地生活着，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他对于当时的形势也非常了解，夹在天地会与清王朝之间，他尽量做到不负任何一方，很累，却不愿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一个字：义。阿Q却已完全丧失一个人的尊严，从他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把总下跪的举动中可见一斑，他对于本是同一阶层的小D王胡等人也是毫无同仇敌忾之意，反而互相倾轧。这样的人，怎不叫人觉得又是可恨又是可悲？
阿Q和韦小宝最后都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阿Q的归去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被捕与死亡。小宝的退隐虽是被迫的，却是他真正的心意。他的一句“老子不干了”喊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也令他从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中解脱出来。小宝依然是那个没什么学问的小宝，他的觉悟也许不高，但是最基本的，他保住了自己的一切，并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这，便是阿Q望尘莫及之处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便有了典型的两个归宿。
无可否认地，鲁迅运用白描的手法极深刻地描绘出了国民的灵魂，这种深刻是任何人也无法企及的。许多看了《阿Q正传》的人曾偷偷问及鲁迅：你是不是在写我？《鹿鼎记》完成以后，尽管读者甚多，却不曾有人说金庸是在描述自己。阿Q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面镜子，时时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子；韦小宝却是镜子里的陌生人，有影子，却知道那并非真正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