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董七传说已有明显三种传播层次：1口头传播，2文人传播，3舞台传播层次
口头传播在历史中最让研究者无奈，它多半是以过去进行时的方式存在过并一闪即逝，也没有必然的文献留存。但是，这种手段在三种方式中无疑影响最为深广，力量最为强悍，而且使传说内容生新与生繁的动力多是出于口头传播中的创造性发挥。
唐宋之后，董永衍成多籍贯并在许多地方和一些少数民族中形成内容大相径庭的新传说都是口头方式最直接的产物、最有力的传播、最成功的移植。
口头传播虽缺乏文人层次和舞台层次的相对稳定性，其形成的新传说难免让人眼花晾乱，难辨其详，但口头传播并非完全随意性，也遵循某些规律。
对民间传说进行传播学研究。笔者首次提出民间传说口头传播的三原则：就近原则、混同原则和满足原则。
就近原则：一般情况下，一个故事从流传原域开始，先向附近地区传播，再向更远的地区扩散，并沿途吸纳新信息。可解释相邻地区同一母题传说之间的差异比相距更远地区的差异更加明显。就象各地方言，相邻地区的方言总有一个明显的过渡带。
但除此之外，同时要考虑口头跨越式传播的可能性。历代复杂的人口流动是“非就近”原则的支持因素。但因古代社会交通方式的不发达，又保证了就近原则是主要的。
混同原则：人们可根据人名、地名的音近形似以讹传讹或将类似的故事裁为一体。此原则下还包括一个亚型的知名原则，就是将己经出名的历史人物纳入与之本不相干的故事中。可解释传说内容的复杂化及各地的传说都与当地的历史人物相关联的现象。
此原则是地方化的最关键因素，只有在人物、情节、语词、风俗等方面都本地化，传说一则才能更新其面目，一则才能得到地方受众的认同。
满足原则：民间故事的内容增减是以满足传播者的各种愿望为目的的，尤以民俗理想为核心。只有满足了听众民俗理想，削弱了传说与受众之间心理历史距离的内容才能吸纳，这些内容的逻辑性和历史感并不重要。
董永遇仙传说产生于山东半岛的腹地，后根据三原则向外扩散，并与各地的人文因素混同，在全国以致国外形成了内容迥别、但却有同一母题的各种地方新传说。
一、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扩散。根据就近原则，传说刚刚形成的早期，它只会在原域的周边地区流传.比如记录董永故事的武梁祠画像石出自山东嘉祥，这是从青州沿黄河向中游上溯的不远处。
该方向的传播有两便利条件，1、山东半岛向东已无延伸的自然空间，向西扩散就成为必然之势。2、沿黄河向西正是从文化边缘地区指向文化政治中心的中原，所以北魏 洛阳的墓葬中就绘有董永孝亲。如果曹植真在该传说的传播中起了作用的话，也与2原因有关，曹植从山东淄博的封地，来到中原腹地陈。
二、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南迁。东晋蔡州干宝有《搜神记》。
晚唐《录异记》有蔡州董永。五代时，设立孝感县名，后来董永的籍贯也被口头传说改为湖北孝感。宋代以前，董永并未与长江三角地区混同。
从北向南有两原因：1、唐代后，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逐渐提升，己超越北方。2、河南的陈地与蔡州南下不远即与长江中游相衔接。
三、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的流播。向江南传播，使男女主演变成了江南性格，使故事中发生地改为江南，江苏东台、丹阳等。明清时大部分民间传说都向江南传播。因明清江南繁荣、.江南宗族社会繁荣。因为传说在家族内传承有影响力，宗族社会也支持戏曲。
以上三个方向上的四个大点：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在不同时代都成为董永传说传播的核心原点。这四个原点都有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该传说的传播中，时代性变化特征。
1、人物由少到多。到了后期戏曲、民间传说，从《董永变文》始，仙女有了姊妹。人物的姓名也随时随地变化。如湖北孝感，儿子叫董天宝，明传奇中叫董祀(仲舒)，黄梅戏老本叫董孝等。
2、情节从粗糙到生动细腻。博兴、孝感、东台的传说最明显，文人传播几乎缺乏这样的活力。如博兴、孝感、东台，当地的山水田园都有因董七故事而“得名”的现象，孝感有“理丝桥”、“饭山”、“仙女湖”、“百步天梯”等地名，这些都构成了民间生活的一部分。
董永虽为历史人物，但一旦与神异元素(仙女)相结合，他也就脱离历史，进入口头传说。
因董七故事在山东千乘一带流传，曹植极可能在山东自己的封地闻说此事。在《灵芝篇》记录该故事。今按《后汉书·郡国志》将曹植封地排列如下：山东平原。山东淄博……河南一带。
曹植的封地中，以临淄（即今淄博）与千乘最近。《灵芝篇》是为思念“皇考”而作，显然写于曹操死后，也即写于曹植就国临淄之时(因皇考新丧、离都赴郡，感情最为浓烈)或之后。曹植此时此地听到当地流传的该故事的可能性最大。
因相距略远的嘉祥县武氏祠石刻早在桓帝时就已记下该故事，则此故事有可能也已传播至曹植先后被封的平原、郸城、东阿等地。
宋先生说:“董永南来的大致在汉成帝时，正是刘向从事大量著述的时期。假定《孝子图》是他一生最后一部作品，所记董永故事也是发生在九年前的事了，从这里也可以反证刘向是可能写过《孝子图》的.”
曹植的最后封地为陈，陈与蔡州相连(另两个封地浚仪与雍丘离蔡州也不远)，曹植至陈也带去了董永故事，于是在陈蔡一带流传开来。但不排除故事是口头从山东传到河南。
干宝之后，董永故事己分两途，一条在书籍之中，另一条则在民间。唐时《录异记》蔡州董永。至唐末，董永也移籍为蔡州。干宝也为蔡州。
在宋代后，董永又移籍今湖北、江苏、山西等地，其中以湖北孝感(或安陆)和江苏丹阳两籍最有影响。
孝昌县名“后唐时”因避讳才改作孝感县，董永是宋代后才与孝感有联系。
干宝一直活动于江淮之间、建康、山阴一带，未回过原籍，推断故事在东晋时己传播到长江下游一带。
综上，董永的“籍贯”，唐宋后，已演变为四:1、千乘区，包括青州、博兴、临淄、济南、嘉祥、蒲州、河间等地。2、蔡州区，包括陈、新蔡、平典、汝宁(汝南)、竹山等地。3、丹阳区，包括丹阳、句容、漂水、扬州、如皋、东台等地。4、孝感区，包括孝感、安陆、京山、安乡、华容等地。
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就有自己的《七仙女下凡》故事，长白山传说中也有七仙女故事。
按董永传说的传播线路，现存的传说形态主要有三个中心区域:山东博兴、湖北孝感、江苏东台一丹阳。不过这三地可考资料全部出自南宋后，说明董永传说只是宋元以来在民间口头传承中才有了自己固定的领地。
一、山东博兴中心
董永传说起源于山东青州博兴(原为博昌县，即汉高昌侯国)。但从汉代到宋元，此地的董永传说干瘪。因此时期的牛织传说兴起，致使董永故事在山东半岛失去传承。到了明代中后期，董永传说才从他乡回传到了故地。对之影响最大的“他乡”是湖北孝感。
二、孝感中心
因七仙女之故，在孝感周边地区还形成了一种在乡村女性中间流传的正月“请七姐”的习俗。
三、东台一丹阳中心
在南京附近的江宁、漂水、金坛、丹徒等地均有董永传说的次生型故事流传。如南京江宁的《七仙女与白果》、《七仙女下凡会董永》（与青溪小姑混同）等。
这些地方特色的不同传说，是董永传说最鲜活的动力源。它与董永遇仙传说的主流—借各个时代显性传媒(诗文、变文、话本、传奇、戏曲、电影、电视)所传播的三个情节模式—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它们也有互相干涉。
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日本，董永传说经变异过的同类型故事在口头也有所传播。如：
1、广西龙州壮族《勇敢的阿刀》。2、贵州布依族《九羽衫》(贞丰一带)、《天池仙女》(都匀一带)。3、贵州侗族《郎都与七妹》(黎平)、《唱七姐的传说》。4、广西防港京族《董永与刘姑娘》。5、海南黎族《阿德哥与七仙妹》、《星娘》。6、云南新平葬族“借钱葬父故事”。7、日本冲绳地区《北斗星夫人》
董永故事在本地化过程中，都以当地并不起眼的山川风物为依托，所以当这些在地方语境中生成的故事向外传播时，能被外界接受的范围难免受到限制。
这些地方性传说正因为不可能有广泛的传播辐射区，所以它只能时时受到主流传媒携来的情节模式的压倒性干扰。它虽然是以地方性语符为元素的传说，但是它又无法抗拒主流模式的诱导，从而会逐步丢失其地方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