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學而时習之，不亦说乎？
论语开篇这三句话，是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然而对其含义之深刻，往往认识不足。“學而时習之，不亦说乎？”平常的理解为：“學了又时常温習和练習，不是很愉快吗？”这其实是一种不痛不痒的肤浅解读。若究其深意，就必须要理解什么是“學”？什么是“習”？什么是“时”？
《说文解字》：“學（右边有反文旁），覺悟也。从教，从冖。冖，尚蒙也，臼声。學，學（右边有反文旁）篆文省。”
學、覺二字有相同的部首，其上半部分相同，《说文解字》将學解释为覺悟，然而學、覺又不能完全等同，故言从教，从冖，篆文中“學”字的写法右边有“反文”，即“教”字的右边部分，可看做是“教”字的缩写，因學与教相关，二者本为一体两面的一组相对概念。“冖”为蒙昧的“蒙”字之缩写。“蒙”即是未覺之意，在甲骨文、篆文中是将布袋套住鸟或者野猪的象形，本为捕猎动作，因为动物被套在袋子中后，看不见外界的光明以及一切事物，故引申为蒙昧无知、暗昧无覺的意思。再从立象隐喻的角度分析的话，“冖”为盖在头上使人昏昧无明之物，此物为何？或为释家所言之五盖，即盖覆人心致使无明的“贪欲”“嗔恚”“昏睡”“掉悔”“疑”这五物。或为神秀所谓“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之“尘埃”，统而言之，凡盖覆此心光明之物，皆为“冖”。儒家中的理學家赅而言之，将其称为“人欲”，也就是王阳明“格物致良知”中的“物”。
“學”、“覺”二字的上面部分在金文的象形中，是左右两只手揭开蒙在“子”（蒙昧孩童）或“见”上面的“冖”，进而见到“爻”。那么这个“爻”字又代表什么呢？
爻，是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是构成易卦的基本要素，八卦有三个爻组成，六十四卦则各由六个爻组成。《易·系辞下》：“道有变动，故曰爻。” 可见，爻是道的外显，是道的发用。结合理學、心學的概念诠释，则道即是理，道即是性，道即是心。又“乂”是甲骨文中“五”字的最初写法，爻字是二乂迭加，是二五相交之象。这其中又有什么深刻含义呢？这就涉及到河图、洛书的宇宙、性理模型了。五与十是河图、洛书中非常关键的数字，在河图中五十居于中央，在洛书中五居中宫，而隐去了十，以示显仁藏用之意。无论河图洛书，居中正之位，皆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的含义。亦即是天命，即是性，即是理，即是道，即是心，即是良知等等。孔子言“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过”，亦有依河洛中正之性理心法参悟周易之意。综上所述，要而言之，这个“爻”就是道与理，心与性的表征。
串联“學”、“覺”两字的几个构件而会意，可以看出“覺”字的本意，以及學与覺的关系。學是一个从蒙昧到覺悟的过程。覺为學之目的，學为覺之道路也。未覺者，因學以格其物欲之蒙，致其良知之光，乃见天理之昭然，明心而见性。故领受、践行此开悟绝迷之教，即學也。
“學”与“教”即为一组相对的概念，不妨通过“教”的含义，来更深刻了解“學”的含义。“教”字的甲骨文与“學”字有相同的构件，上面是“爻”下面是“子”，右边是以手持棒（教鞭），也就是现在的“反文旁”。会意是教导鞭策小子体悟天道而修身行事。《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即是天的意志，即是天理，即是道，而心即理也，故天理之心即为性，而顺乎心中天理（即良知）而行即为“率性”，率性即与道同，故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人心之天理被人欲所蔽，致使不能率性而为，循理而作，如《尚书·大禹谟》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故须格除人欲而存养天理，此所谓“修道之谓教”是也！故“教”与“學”实乃一体两面，皆以“覺”为指向。
《论语集注》云：“學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此中亦可见學、覺之关系。
伊川先生将學分为三类，即，辞章之學、训诂之學、儒者之學。并言“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學不可”。欲通达于“道”，则除儒者之學不可实现。那么伊川先生对儒者之學的“學”，又是如何理解的呢？他引用尹侍讲的所给出的定义— “學者，所以學为人”，并进一步讲“學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朱子将其总结为：“始乎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學”是也”。可见儒者之學乃是以學做人为务，且以做圣人为终极目标。因此王阳明少年之时即悟到“读书做圣人，方为人生第一等事”。禅宗六祖初见五祖时，五祖问六祖“欲求何物”，六祖回答“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六祖虽不识字，却有真知者也，盖有真知方有实學，其开悟非无故也。
可见儒者之學乃有所专指，乃是修身为本之學、明德亲民之學、止于至善之學，此所谓大學也，根本之學也。故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學，吾必谓之學矣。”至于一切知识、技艺之學，盖非儒學所本。
習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数飞也”。甲骨文中習是羽字下面一个方框，或者羽字下面一个日字，篆文是变成羽字下面一个白字。鸟學飞行的时候，不断振翅，引申反复训练。而这个训练是在“行”的层面的，不是在“知”的层面的。所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称为“实習”，反复将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实操，称为“练習”，军队中模仿真实战斗的训练称为“演習”。因此，學而时習之的“習”就是将所學之理在行事为人上具体去践行，也就是阳明先生所说之“事上练”。如果把學看做是“知”，習则可看做是“行”。學与習本是统一的，學的定义中已有習之发端，因为儒者之學，是學做圣人，故已有做圣人之志，此为圣人之行的动力，而習圣人之教，必已有圣人之學为引发，故“學而时習之”，确有阳明先生所言“知行合一”之意。有學无習，非实學也，有習无學，是蹉途也！惟學而时習之，知行合一，理事无碍，能不说乎？
时字，乃时时之意，于一切时践行所學之道，无所作辍。《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學为明道，道既不可须臾离，则學必时时習也。《焦氏笔乘·仲修劝读论语》中的故事，可以作为“时”字的最好解释，引用如下：
李彦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赵孝孙仲修，于某有十年之长。辛丑春，同试南宫，仲修中选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伤！姑归读书可也。”某意不怿。赵曰：“公颇读《论语》否?”即应之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读此，且道‘學而时習之’，以何者为學?”某茫然不知所对。仲修徐曰：“所谓學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絺章缯句之谓，所以學圣人也。既欲學圣人，自无作辍。出入起居之时，學也；饮食游观之时，學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學也。人须是识得‘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方可以學圣人。”某闻其言，顿若有悟。阮元曰：“學兼诵之、行之。”朱子曰：“既學而又时时習之，则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已矣。”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所重者为“學”，公明宣三年不读书，所重者为“習”，學而时習，知行合一，庶乎君子。
由此可知，所谓學，不是记问诵说，不是寻章摘句，不是舞文弄墨，而是學做圣人，所以没有片刻可以停止學，自无作辍。出入起居之时、饮食游观之时、疾病死生之时，乃至于语默动静，无时无刻不在践行學、習之道。此正是學而时習之“时”的含义，即朱子所谓“既學而又时时習之”。
《焦氏笔乘》中有用“人须是识得‘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方可以學圣人。”来进一步左证“时”的真义。
《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不会在哪怕是一顿饭那么短的时间里违背“仁”，紧急的时候也一定遵循“仁”，困顿的时候也一定遵循“仁”。时为一切时，一切处境，可知。
《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绅。”意谓言行要讲究忠信笃敬，站着就仿佛看见“言忠信，行笃敬”展现于眼前，乘车就好象看见这几个字在车辕的横木上。可见，或住或行，时时皆是践行學道之时。
说到底，这个时字是告诫后學者，时时事事，在在处处皆为習學之契机，道无处不在，學亦无处可辍，道无时不在，學亦无时可辍，所谓學而时習之也。不是隐遁山林方可修身，不是要具备何种条件才可修身，不顺只有顺境才可修身，而是时时处处都在修身为學，若言有一时一地不可修身为學，则是欺诳之言，逃避之心。此时此境不修身为學，而期待他时他境可修身为學者，是大谬也！活在当下，學在当下也，生活不在别处，學亦不在别时。正是 《中庸》所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不亦说乎”之说，乃是喜乐之意，人生一世所有的追求概而言之，不外乎“离苦得乐”，然而真是的喜乐非世俗物欲所能给予，真正的喜悦也并非人心贪欲的满足，因为欲望本是无底洞，所谓欲壑难填，欲望满足之后得来的不是喜悦，乃是空虚乏味，乃至更大的欲望。历史上名利权情之获，达最顶峰之人，亦非最快乐之人，相反，不是战兢愁苦，即是空虚乏味之人。世间之苦若是不能承受之重，世间之乐则又是不能承受之轻。
真正的喜悦乃是通达于道，通明于理，心斋坐忘，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所谓逍遥游也。學而时習正是欲通明于道，以致于理事无碍，逍遥游物，以齐同物我，得养生主，入人间世，學德充符，做大宗师，终能应帝王而辅相天地之宜，参赞天地之化育，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由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此为真乐也！而凡此种种，皆从“學而时習”中来，“學而时習”真乃毕生之头等大事，自天子以至庶人，无不以此为本！论语以此开篇，后學宜深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