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来的比往年早一些，前几日，还听着孩子嘴里念叨：“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不觉得，就已过了小年。
始终觉得，中国人对于春节的执著，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家庭，或者说家族，那是一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对于团圆美满的情怀。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在忙着各自的事业与生活，到了春节，却都愿意放下一切，怀着迫切的归家的心，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成长起来的地方，和家人在一起，辞旧岁，迎新春，无论回家的路多远，多艰辛。每年看到新闻里各地春运的壮观场面，尤其是看到返乡的农民工大潮，感慨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动。春节，承载着太多他们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与眷恋，因为那里，有他们心尖尖上的人，他们身后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和行李箱里，肯定有给 他父母买的新衣服给孩子买的新玩具。
我虽然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未曾离开，但大学四年，也没少体会春节前的回家心切。揣着稀缺的火车票，混杂在充斥着各种口音的拥挤的车厢里，三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却也并没觉得有多煎熬，因为回到有爸妈在的那间暖洋洋的屋子里，吃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足以支撑我不眠不休熬过两天一夜。哥哥总是会在凌晨三点多的时间，站在出站口的寒风里，从人群里一眼发现我，然后接过我并不沉重的行李，问我一句：冷不？那一刻，怎会感觉到冷，脚下的热土和亲人的脸庞，就像北方独有的暖气一样，早把我的心烤的暖烘烘的。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春节，你会选择哪一个？喜庆？团圆？不，我觉得都不够贴切，让我说，当之无愧该属一个“吃”字。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在春节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节日里，被诠释的淋漓尽致，鸡鸭鱼肉、瓜果蔬菜、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对春节最起码的尊重。“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母亲可等不到二十八，小年一过，就早早的张罗开了，提前发好面，备好材料，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做各式各样的面食，烧壳子，南瓜油饼，炸麻花，一盆一盆堆的跟小山似的。做为女丁的我，也会被母亲要求参与制作，揉揉面团，搓搓麻花，干的有模有样。临近三十，总会跟着父亲母亲到附近的集上去采买年货，鱼和肉是一定要买的，再添点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花生瓜子之类，最后，重点来了，糖果！那时候的糖果并没有现如今这般花样翻新，口味齐全，会令人挑花眼，粗劣的包装里裹着大同小异的硬质糖果，顶多会在口味上稍有差异，但是，那个年代，糖果，只需要具备它“甜”的基本属性，就足以征服每一个孩子们的嘴巴。小时候我和哥哥最喜欢去叔叔家拜年，只因为他家有大白兔。剥一颗放嘴里，奶香四溢，待它慢慢融化，仿佛所有的不高兴也通通融化，很是美好。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弟知道我爱吃，总会挑几颗出来，偷偷塞给我，让我留着吃。想来我的牙齿是足够坚韧的，吃进那么多糖果去，还完好无损不曾有蛀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要过年了，新衣服总是要买两件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最好每一样都是新的，那样，才能除去一年的晦气，开始一段全新的日子。在读高中之前，我穿的衣服都是父亲母亲给我买什么我穿什么，从不征求我的意见，过年的新衣也一样。价格，颜色，款式，甚至大小，都不是重点，只要它是新的，我就心满意足。印象中父母从未给我买过女孩子该穿的裙子之类的衣服，大体都是男女皆可耐磨耐脏一类，因此，我对儿时过年买的新衣中的两套印象深刻，一套是二伯去大城市旅游给我带回来的，就像电视里的女孩子们穿的那种，另一套是我自己选的，鲜亮粉嫩的颜色。只可惜都不得善终—一套被火热的铁炉烫出个窟窿，另一套在跟男孩子们玩耍时抹上黑漆漆的无法清洗的油污。没有了新衣的新年，多少会有些失落，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点失落，转瞬即逝，要知道，热闹的春节，还有那么多新鲜好玩的事情等着呢。
许是忙碌的缘故，年前的那几日，总是会过得格外快些，待杂七杂八的琐事张罗的差不多了，年三十也到了。除夕的年味分外浓厚，挂灯笼、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这些就不说了，单就一家人端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苦苦等候的春晚，就足以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可以这么说，没有春晚的年三十绝对是不完满的。在那个灯光、舞美、服化、高科技还不那么优越的年代，只要赵忠祥、倪萍，再到后来的周涛、朱军往那一站，再有冯巩、黄宏、赵本山、宋丹丹、宋祖英这些熟悉的、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们加持，就有足够的底气称得上是一台高质量的春晚了。每每这时，母亲都很是懊恼，一面要忙着张罗一桌子的饭菜，一面又要见缝插针瞄两眼电视，生生把一台春晚看的惊心动魄。虽然隔天一大早就会有重播，但是很少有人会选择去看，因为你错过的不仅仅是一场春晚，还有之前和之后几天都无法弥补和替代的满满的春节仪式感。
做为春节的实质和精髓——拜年，是春节期间人们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活动。一方面，要好酒好肉招待好前来拜年的大姨表哥姑妈舅舅叔叔婶婶们。刚开始的时候，亲戚们都是各拜各的，有时候这一拨正吃的喝的酣畅，下一拨就如突袭般推门而入，先来的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后来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尴尬至极。同时也使得父亲母亲措手不及，慌慌张张的撤换下桌上碗筷杯盏菜肴，以最快的速度准备一桌新的上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就成为了父亲和母亲最得力的帮手，穿梭于厨房、客厅、储物间，做着各种我能承担的工作，擦桌子，泡茶，洗菜......想来，现如今我眼明手快的潜力兴许就是那个时候被挖掘出来的。可能亲戚们也受怕了这样轮番轰炸的苦，后来，大家开始组织团拜，本家的几个亲戚们联合起来，提前做了安排，今日去哪家，明日去哪家，也着实为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来而不往非礼也，得了空，我们还要拎着快要勒断双手的礼品去登门拜访平日里见不了几次面的叔叔婶婶姑妈舅舅大姨表哥们。早晨九十点钟从家里出来，就要计划好拜访顺路亲戚们的先后顺序，分配好每家逗留的时间，否则，一整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去到每一家的状况和场面十有八九都是类似的——男人们的酒场，女人们的战场，孩子们的游乐场。父亲爱喝酒，到每家去，都要喝上两盅，酒过三巡，玩两把扑克，好不畅快。母亲到别人家去也闲不住，袖子一挽就钻进厨房，一边帮姑妈婶婶大姨之类张罗吃食，一边聊聊家长里短。而我，要么和妹妹们钻进她的小卧室，关起门来，看她们那些我没见过的新鲜玩意，要么和哥哥弟弟们疯跑出去，躲得远远的捂着耳朵看他们放鞭炮，冻得小脸通红。吃饱了，喝足了，玩美了，也该回家了，一家人赶着最后一班车回家去。晚上躺在床上，听着父亲和母亲商量着明日去谁家，拿些什么东西，听不了两句，我就已呼呼睡过去。
对于孩子们来说，红包绝对是最受青睐的春节产物了。小时候的红包还不叫红包，叫压岁钱，一张张可以扎扎实实捏在手心里的纸币。打小母亲就告诉我，别人给压岁钱的时候不要直接拿，要象征性的推辞一番。我见父亲去拜年给别人家孩子压岁钱时，他们也是先轻描淡写的推辞一下再接过去，估计也是提前被父母告诫过得。于是，我们嘴里说着不要不要，手却诚实的默默伸出去，想来也是可笑。亲戚们给的压岁钱本就不多，对我来说已然称得上巨款，是要如数上交父亲的，父亲总说，这钱，是要留作开春学费的。我小时候还天真的劝自己，这些钱真的应该交给父亲保管的，要不然下学期我就交不出学费来了（直到大学毕业后，上了班挣了钱，亲戚们才停止给我压岁钱，这样看来，压岁钱好像真的跟学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父亲自己会在除夕夜给我小额的压岁钱，可以自由支配的，可我总也舍不得花，往往是等到开学买几个作业本或者一个漂亮的文具盒，现在想想，真傻。
回忆这东西，就像水闸，一旦开启，就气势汹涌，势不可挡。就像现在，最初只想着回忆三两件事情，谁知一发不可收拾，少时关于春节的记忆一桩桩一件件统统争先恐后的从脑海里涌现出来，开心的不开心的，有趣的无趣的，都如未来得及剪辑的电影一般，在我的眼前放映。电影里那两个忙忙碌碌的大人，忙着忙着就老了；电影里那个盼着吃糖果，盼着穿新衣，盼着压岁钱的小姑娘和他的哥哥，离开父母，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作为这部长篇纪实电影的主创，我的父亲母亲，我，我的哥哥，相亲相爱。我相信，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部电影会拍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