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铜器精品类赏析

鎏金铜观音造像

五代十国 十国 吴越

佛教造像

1958年浙江省金华市万佛塔塔基出土

高53厘米

观音头顶花冠，冠前正中为化佛，头微低，右腿抬起，置于石座之上，左腿自然垂落。右侧石座下置一净瓶。身后圆形背光，外缘上、左、右各饰一火焰。

这类观音造像又被称为水月观音，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及四川地区的石窟存有大量唐、五代、宋、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造像，其中有壁画、绢本、纸本与版画题材。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处也藏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宋时期水月观音图数幅。

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音像风格迥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这类图像出自《华严经·入法界品》。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于岩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8世纪末的画家周昉在普陀落迦观音图像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分为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瓶的形象，多见于绢画。

青铜剑

春秋

兵器

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

长60.6厘米、宽5厘米

此剑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剑谭上嵌有蓝色琉璃及绿松石。剑的表面经硫化处理，有一层黑色硫化物保护膜，铜剑至今光亮如新，剑锋寒气逼人。此剑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同出，两剑又极为相似，只是没有铭文，大概也是越国铸造的。春秋晚期吴越之剑天下闻名，当时的铸剑师已经掌握了金属铬盐处理技术。

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

唐

照面用具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直径4.8厘米

此镜是“掌中镜”，携带方便，可以随时取出整容化妆，供妇女外出之用。此镜虽小，却显示出了唐代特种工艺镜的高度水平。鎏金呈现的金黄色光彩与纹饰中镶嵌的绿色、白色料珠相互辉映。

鎏金镶嵌高足青铜杯

南北朝 北朝 北魏

拜占庭 酒具

1970年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北魏遗址出土

高9.8厘米、口径11.2厘米、足径6.8厘米

这是北魏时期输入中国的西亚或中亚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有学者认为是中亚巴克特利亚地区的产品。古印度贵霜帝国的中心区域巴克特利亚受古希腊人统治100多年，古希腊艺术对这一地区有重大影响。

北魏平定夏、北凉，征伐鄯善、焉耆、龟兹以后，打通了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道路，西域的破落那国（原称大宛国，位于今塔吉克斯坦）、者舌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悉万斤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粟特国（可能在今里海一带）、哒国以及位于伊朗高原上的波斯萨珊王朝多次派遣使节到平城访问，这种交流在公元435年-479年达到高潮。在访问的同时，这些国家也与北魏进行官私贸易，将各种商品包括珍宝运到平城。

鸟纹青铜牌饰

南北朝 北朝 北魏

佩饰物

1961年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

长5.5厘米

牌饰采用透雕技法，以变形鸟纹为主题纹饰，具有典型的鲜卑特色，应该是北魏早期制品。

动物纹牌饰是具有典型草原文化特征的装饰品，其样式各异，有浮雕，有透雕；动物种类有马、牛、羊、鹿、虎、豹、狼、驴、鹰、鸟等。动物纹牌饰广泛出现在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中，这些遗存上起春秋晚期，下迄北朝，时间跨度很大。

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本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从东汉初年开始，由于匈奴衰落，拓跋鲜卑逐渐迁移至内蒙古草原阴山以南地带，并深受当地草原文化的影响，动物纹牌饰也开始出现于拓跋鲜卑的文化遗存中，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随着北魏政权南迁中原，拓跋鲜卑的游牧文化特征逐渐消失，动物形牌饰也随之消逝。这件北魏铜牌的主人曾任内地的河内郡太守，死后返葬故地。

“亲晋胡王”青铜印

晋 西晋

印章

印面边长2.5厘米

这件青铜印上有兽形钮，印面方形，印文为阴文“亲晋胡王”四字。

在古代中国，“胡”指匈奴，匈奴是先秦以来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从战国开始，不断进行战争兼并，建立了拥有整个北方草原地区的强大政权。东汉初年，一部分匈奴人南迁依附东汉政权，成为南匈奴人，被安置在北部塞内边郡。公元91年东汉军队对北方草原的匈奴发动进攻，许多匈奴人向西迁徙。迫于鲜卑人的进攻，南迁的匈奴人又向南迁徙到黄土高原北部。东汉末年，曹操看到南迁的匈奴人口增加，力量壮大，就把他们分成五部，安置于汾水流域。西晋初年，留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部落分四次内附，被西晋政府安置在塞内地区。

南迁的匈奴人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匈奴最高首领号单于，下设左贤王、右贤王等。此印章应是西晋政权颁发给这些匈奴王的。

神兽纹铜镜

三国 魏

照面用具

1987年河南省洛阳市出土

直径15厘米

这件铜镜主纹饰是浮雕的神人和龙、虎等兽类。这类镜子，从东汉中期开始出现，一直流行到三国前后。

“妇好”青铜三联甗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蒸食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宽27厘米，甑高26.2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5厘米、重138.2千克

 该甗由并列的三个大圆甑和一长方形承甑器组成。甑为圆形敞口，敛腹，腹两侧有牛首半圆形耳。腹底内凹，有三扇形孔。口沿下以雷纹为地，饰由二夔纹相对组成的纹带，以扉棱相间隔，夔身上下饰以涡纹。

承甑器上有三个高起的喇叭形圈口，腹内中空，平底，下有六条扁矮足。圈口周壁饰三角纹和云纹带。器面绕圈口饰蟠龙纹三组，四角分饰牛头纹。四壁饰夔纹间以圆形涡纹，下饰大三角纹，均以云雷纹为地。承甑器中央圈口内壁、各甑内壁和两耳下外壁均铸铭文“妇好”两字。此器形制特殊，为商代青铜器中仅见。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是商朝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

此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用以盛物，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箅以通蒸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陶甗，商代早期出现了铜甗，但数量很少，到商代晚期有所增加。商甗多为甑鬲合铸，连为一体，甑上多立耳，甑体较深。这种甗不仅见于中原，边远地区也有发现。还有上下两体分铸可以分合的甗，一般为一甑一鬲。晚商出现了一鬲三甑甗，3件甗联为一体，故名“三联甗”。这件三联甗，鬲身长如方案，面上有3个高出平面的圈口，体腔中空，平底下有六足。甑敞口收腹，底有3孔以为箅。全器花纹精美，上有夔纹、三角纹、云雷纹等。此器出土时案面有丝织物残痕，腹、足有烟炱痕迹，可见为实用器。这样的甗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为后代的一灶数眼炊具的制造打下了基础。

“医工”青铜盆

汉 西汉

医疗器具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刘胜墓出土

口径27.6厘米、高8.3厘米、底径14厘米

此盆敞口、沿外折，浅折腹，假圈足。口部和底部各有一处修补，系用铜钉铆合。在口沿上两处、器壁上一处刻“医工”字样。其外壁距口沿3厘米以下铜色较黑，可能是隔水蒸药用所致。

出土的汉代医疗器具多为青铜制品，与《治百病方》提到的药物要用青铜器冶合的要求相符。古代医者通称为“医工”、“医匠”，而汉代诸侯王国主管医务的官吏被称为“医工长”。这件“医工”青铜盆为中山王内府的医疗器具，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而自铭为医用的器具，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价值。

铜方斝

商 公元前14-前11世纪

盛酒器或温酒器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废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67厘米，足高25厘米，重18.45千克

妇好墓同出3件大方斝，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底里中部均有“妇好”2字铭文。商代早期斝口外侈，颈和腹多为分段式，两柱较短小，平底，锥足中空外撇。商代后期则双柱明显加高，还流行腹部不分档和突底，三足也有所提高，除锥足外还有“丁”字形足。商周之际多为兽蹄足，西周以后渐渐消失。

铜地盘

汉 东汉

占卜用具

正方形，组边长14.3厘米、厚0.6厘米

铜地盘为古代一种模仿宇宙结构的占卜用具— 盘中的地盘。 盘由象征“天圆”的天盘和“地方”的地盘合成，此棋盘的天盘已佚。 占有六壬 、太乙  、遁甲 、雷公  多种，此为六壬  盘。一般六壬  盘上为天盘，中心刻画北斗，四周环列28宿和由星象表示的12月神；下为地盘，列有表示日月行度的天干地支和天、地、人、鬼4门，或有与叫对应的星野。 盘的操作以天盘左旋，看北斗斗柄和月神在地盘上指示的辰位进行凶吉推算。

五牛铜枕

汉 西汉

生活用品

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长70厘米、宽13厘米、高36.4厘米

器形似马鞍，左右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体态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枕面平滑，在铜枕一侧浮雕立牛三头，间隙处饰有蛇纹及姿态各异的虎纹。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

在滇文化中牛与人关系密切，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财富的象征。牛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当作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三人一牛铜扣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高4厘米、宽6.5厘米

一牛作站立状，一人以绳缚牛颈，二人双手抓住牛尾。这三人服饰相同，均梳银锭式高髻，戴耳环，着对襟衣，束腰，跣足。对照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的其他遗物，三人当属滇族。

牛虎斗铜扣

汉 西汉

佩饰物

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长17厘米、宽8.5厘米

此铜扣表现了虎牛之间你死我活紧张搏斗的瞬间场面。

虎背鹿铜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长13厘米、宽10.5厘米

这件扣饰生动地表现了一只猛虎背负一只受伤之鹿而行走的形象。鹿性情温顺，在滇国青铜器上，常被描绘成为受猛兽追逐和残食的对象。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

汉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残高40厘米

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还可以在同为“椎髻”的滇人中发现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僄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汉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

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群猴环边铜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直径12.3厘米

此铜饰的中央原应嵌有一宝石扣，周围还镶有小圆点绿松石。铜饰边沿铸出互相缠绕的猴子20只，其用途类似“护身镜”，使用时佩带在腹部腰带之下。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汉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43.5厘米，盖径16.8厘米，底径21.8厘米

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

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虎形铜带钩

汉 西汉

湖北省秭归县出土

长13.3厘米、宽5.5厘米

虎是古代巴人的崇拜物。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商周时期主要活动于三峡地区。至汉代，其后商还在这一带生活，仍善于渔措，被称为板楯蛮或賨人。这当是他们的遗物。

五铢钱纹铜鼓

汉

195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县出土

通高57.2厘米，面径90厘米，底径87.5厘米

此鼓由鼓面、胸、腰、足4部分组成。鼓面大于鼓腰，有面檐伸出鼓胸之外，腰部收束，以一道突棱与足部分界，足部略向外扩张。胸、腰间铸有鼓耳，可系绳悬吊。鼓面边缘环铸6只蹲着的青蛙，中心有12角光芒体。鼓面和周身间饰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   

青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的美好愿望，说明当时西南各族和汉族在经济交往、文化融合上的密切关系。

兔形青铜水盂

汉 西汉

文具

195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出土

高5厘米、长15厘米

这件铜水盂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的砚滴。中国古代的砚滴多取与水有关的动物形象，此砚滴则为兔形，兔为月的象征，而月属阴，也与水有关。

提链青铜壶

汉 西汉

盛酒器

195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

高30.5厘米、底径17.7厘米、口径11.5厘米

战国秦汉时期，江南和岭南各地居住着众多的越人，由于他们支系甚繁，故统称“百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置郡县，汉武帝时进一步扩展为9个郡，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传入百越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件提链铜壶具有汉式特点，反映了秦汉以来越汉两族杂居，相互影晌，逐渐融合的趋势。

乳丁纹青铜方鼎

商 商前期 （前1600－前1300年）

炊器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宽61厘米，重86.4千克

此鼎是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积最大。器立耳，口近正方形，折沿，腹部呈方斗形，壁微斜，平底，下承四柱足，中空。腹部四壁两侧缘与下缘饰乳丁纹，上腹部与四足上部饰带状饕餮纹。

1950年，在河南郑州发现面积达2500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遗址中部有一处筑有内、外城的商代前期城址，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内城东北部有大型宫殿遗址，内、外城之间分布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此乳丁纹青铜方鼎即发现于这一地区。

 商代早期的铜鼎，有圆鼎和方鼎，器壁较薄，圆鼎为锥足，方鼎为柱足，足中空，与腹腔相通。商代晚期，方鼎的鼎腹发展为长方形，耳有立耳和附耳，柱足。圆鼎的锥足变成圆柱形足，三足与两耳对称，器身多有富丽繁缛的纹饰。西周早期的方鼎基本沿袭商鼎形式，到西周中期以后被淘汰。西周的圆鼎，其柱足向蹄足演变，器体加宽，最大腹径由中部逐渐下移，并多见长篇记事铭文。

铜爵

夏 二里头文化

饮酒器

1984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

通长14.5厘米、高13.5厘米、重0.75千克

器流、尾较长，无柱，束腰，平底，镂空鋬，三足呈细锥状。经测，其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是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此青铜爵器壁较薄，器表粗糙，无纹饰，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特征；但其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工艺复杂，在中国古代铸造工艺史上是一次飞跃，为此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的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

此外，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出现钺、鼎、斝、盉等青铜礼器，后经商、周时期的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

这件铜爵是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的青铜酒器。器壁单薄，纹饰简单，有着明显的早期铜器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

鎏金神兽青铜牌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1980年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出土

长11.3厘米、宽7.2厘米

此牌饰正面铸出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魏书·序记》云：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据研究，牌饰上的神兽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榆树老河深在大兴安岭以东,并非拓跋鲜卑南迁时所经之地,这里的墓群应该属于东部鲜卑。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该墓群为夫余遗存。

此牌饰为汉代鲜卑族旧物。神兽形象近似飞马，吻部有一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云，双翼上展，作奔栩状，与《魏书·帝纪·序纪》所载“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大体相合。此神兽是据鲜卑族特有的神话设计的，对研究汉代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骑马武士纹青铜牌

汉 西汉

皮腰带上的一种铰具

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

长11.1厘米、宽8.4厘米

此铜牌上饰骑马武士的图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中国古代把北方的带牧民族统称为胡，西丰西岔沟地处匈奴活动区之东，铜牌属于东胡族遗物。

透雕双驼纹铜带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1987年宁夏同心倒墩子出土

长9.8厘米，宽4.9厘米

此牌饰透雕两头仿佛正在啃食牧草的骆驼，驼头上方饰两个兽头。

牌饰在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辽宁西丰西岔沟和陕西长安客省庄等地墓葬中都曾发现过，是皮带上的重要装饰。一般讲，浮雕牌饰是利用背面的纽固定在皮带上，而透雕牌饰则是利用透孔穿皮条加以固定。出土此牌饰的同心县为西汉时期安置匈奴降人的安定郡属国都尉的治所三水县所在地，倒墩子墓地正在属国都尉管辖的范围。从墓葬的形制、墓中出土的大量牌饰以及随葬的牛、羊的头和蹄，可以断定这批墓葬的主人就是西汉时期降汉的匈奴人。匈奴人身束革带，革带两端不便直接缚结，故在其上装有装饰带具。此类带饰的图案多动物形态，正富有北方草原游牧生活所赋予的艺术特点。

铜胎画珐琅蝠莲纹花盆

清

陈设品

高14.2厘米、口径31.7厘米、底任19.8厘米

铜胎画珐琅器是以铜做出器胎，然后把珐琅质釉料填画在器物表面。铜胎画珐琅工艺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获空前发展。这件铜胎画珐琅花盆，饰以蝙蝠、莲花纹饰。蝠莲纹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之一。汉字中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谐音，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花中的君子，“莲”又与连绵不断的“连”谐音，因而蝠莲纹就寓意幸福相连。

海兽葡萄纹铜镜

唐

照用面具

1956年河南省陕县唐墓出土

直径21厘米

瑞兽为高浮雕，偏外近中处有一高竖的圈档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边缘亦高竖缘。内区各种姿势的瑞兽在葡萄曼枝间绕伏兽钮奔驰。外区葡萄曼枝、飞禽、走兽、蜂蝶相间。边缘饰一周花瓣纹。柔长的枝条、舒展的花叶、丰硕的果实、生动的瑞兽与纷飞的禽鸟蜂蝶构成一幅富有魅力的图案。

瑞兽葡萄镜主要流行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然此类镜叫法颇乱，如人们长期依《博古图录》称为海马葡萄镜，《西清古鉴》称为海兽葡萄镜，其他还有禽兽葡萄镜、鸾兽葡萄镜等称呼。形制主要为圆形，少量呈方形、菱花形。主体纹饰由四五个瑞兽和葡萄曼枝组成。 

关于瑞兽与葡萄组合纹饰的来源与寓意，《金石索》说：“海马蒲桃意，博古图不释其意，或取天马徕自西极及张骞使西域得蒲桃归之异欤？”这只是一种推测，现在一般认为这种葡萄镜的纹饰配置，是把六朝末年在中国已经流行的葡萄纹样与四神十二辰镜或四兽镜、五兽镜、六兽镜等纹样结合起来，并将它们自由变化的产物。文献证明唐代葡萄种植及以它为纹样已经比较流行了，而瑞兽纹饰在中国自有传统，六朝，隋，初唐镜上颇为盛行。这两种纹样在大唐宽松的文化氛围下交融为一体，成为最具唐代特征的青铜镜。

齐彦槐制天球仪

清

作者： 齐彦槐

齐彦槐(公元1774~1841年)，字梅麓，婺源(今属江西省)人，清代中叶的科学家，对天文学和农田水利的研究都有卓越成就。这座齐彦槐所制的天球仪，是根据天象计时的仪器，内部仿钟表的办法，用“钢肠”(发条)作动力，自动运转报时报刻，制成于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中国古代的计时方法，与天文学是分不开的，年、月、日、时都脱离不了天象。清代的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等书，在天体运行理论方面首创了日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

“始建国二年”铜镜

汉 新朝

照面用具

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汉墓出土

直径16厘米、厚0.4厘米

王莽时期，铜镜背面纹样变得比较繁复，有的在铭文中有了纪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铜镜为王莽时期官营作坊铸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面纪年镜。此镜素圆钮，圆钮座外环绕7乳钉，乳钉间饰四组草叶纹及“宜子孙”铭。外区四乳钉与四T及四V间饰以禽兽羽人纹。外缘铭文为“唯始建国二年新家尊，诏书数下大多恩，贾人事市不躬啬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谷成熟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孙”，镜背有铭7554字，表达了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希冀实现天下安宁的愿望。早在西汉前期，蟠螭纹和草叶纹青铜镜上就装饰一种TLV纹，在日晷和六博棋局上也出现过。这种纹饰在王莽及东汉前期的青铜镜上广泛应用，并常与表示方位的四神及鸟兽、羽人、几何等纹饰组成完整的图案，这应该与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谶纬学说、神仙思想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有关。这三种符号有时并不同时出现，只出现一种或两种。这面青铜镜为此时期有代表性的镜型，也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一面纪年镜。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

汉 西汉

盛酒或盛粮器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汉墓出土

高40.5厘米

汉代铜器制造业规模很大，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其造型已摆脱商周铜器神秘、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纹饰虽简素，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却相当发达。这件鸟篆文铜壶周身用金银丝错出鸟篆文吉祥语共31字肩、腹部宽带纹上错出龙虎相斗的生动图案，制作极其精致美观显示了两千年前中国金属细工的卓越成就。

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纽，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盖蟠龙周围三环钮间有鸟篆文三字“髹□盖”，颈部有鸟篆文“盖圜四□，仪尊成壶”，上腹部有鸟篆文“盛兄盛味，於心佳都，撎於”；下腹部有鸟篆文“口味，充闰血肤，延寿却病”。

 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不仅是一种高雅的装饰，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精巧美观，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汉 西汉

酒器

1963年陕西省兴平县出土

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熠熠生辉，华美无比。

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在北方迅速减少，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

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鎏金鸟兽纹青铜尊

汉 西汉

盛酒器

高14.6厘米、口径19.7厘米、底径19.3厘米

 这件铜尊呈筩形，熊形足，盖上有环和三飞鸟，器底嵌银铭文，四身鎏金，虽磨落很多，却仍显示了汉代铜器制作中发达的鎏金工艺。鎏金是古代金属器物的镀金方法。起始于战国时期，西汉时更加兴盛。金不易氧化，且具有良好的防腐作用，因此被用于金属器物表面加工。

在汉代，酒一般贮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在尊里，再用勺酌于耳杯中饮用。当时的酒尊分盆形和筩形两大类。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盆形尊自铭“酒尊”，筩形尊自铭“温酒尊”。在汉代，“温酒”即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它用连续投料法酿造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是酒液清淳、酒味酽冽的美酒。所以汉代盛醖酒的筩形尊制作精美，在汉画像石中也多被置于案上，其地位远高于被置于地上的盛普通酒的盆形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