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监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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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针对巴塞尔Ⅱ内部评级体系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巴塞尔委员会于2016年3月发布《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差异性——限制内部模型方法的运用》（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改革的主线。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限制内部评级法的使用范围，对银行内部模型估计的风险参数设定底线，强化内部评级体系的监管要求和对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设定底线。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对国内银行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敬请阅读。
文/王胜邦（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局长）；王瑾（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
2006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Ⅱ。允许商业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IRB）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是巴塞尔Ⅱ最重大的创新之一。内部评级法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银行内部评级体系，评估信用风险暴露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等风险参数。二是全球统一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函数，巴塞尔Ⅱ采用了渐进单因子风险模型（ASRF），将银行估计的风险参数转换为风险权重。三是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最低标准，涵盖评级体系的设计、运作、治理、数据、模型方法等许多方面。引入内部评级法的初衷是实现监管当局设定的监管资本要求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使用的经济资本趋同，提高监管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为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激励。
巴塞尔Ⅱ发布之初，内部评级法受到全球监管者和业界的普遍欢迎。然而，这些复杂的风险模型未能准确预测金融危机，以及按模型计量的资本要求远小于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实际损失的严酷事实，引发了各界对模型“黑箱”的质疑。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计量分析，以发现内部评级法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实施层面的缺陷，并基于这些结果对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进行修订。2016年3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差异性——限制内部模型方法的运用》（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修订内部评级法框架的总体思路和核心内容。鉴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占总风险资产的比例高达80%以上，且全球大型银行均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改革将对全球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风险管理产生重大且持久的影响。
一.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改革的背景
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曾于2001年指出，基于商业银行内部模型的风险加权计量方法“太复杂导致无法核实、太容易犯错造成结果不可靠、反映太迟钝使得无法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巴克莱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金融服务局以及巴塞尔委员会自身的分析报告，也证实了霍尔丹的观点。
一是内部评级体系未能充分捕捉资产组合风险。理论上，内部评级法源于银行风险实践，应能更准确地计量风险，但客观上模型存在复杂性和局限性，主观上银行存在利用内评法下监管套利空间来“美化”资本充足率的动机，操作中往往导致内部模型结果并未真实反映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2007、2008年全球领域内金融风险快速累积，然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欧美大型银行年报却显示，资产平均风险权重不升反降，模型方法未能如预期的那样捕捉业已显现的风险。一些研究指出，有些情况下简单方法往往比复杂方法更有效，内部评级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特定资产组合可能并不适用。
二是内部评级体系过于复杂。内部评级法框架下，商业银行需要采集大量的内部数据（甚至还包括外部数据）估计PD、LGD、EAD等风险参数，并通过大量复杂的运算过程才能计算出资本充足率。例如，为满足英国监管当局的要求，汇丰集团（HSBC）在全球范围内投入大约1000人专门从事巴塞尔Ⅱ实施准备工作，建立了800个数据库和250个PD模型，生成的信息披露报表多达370张。此外，复杂的计算过程对监管当局的资源和能力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荷兰央行、英国金融服务局、日本金融厅对实施高级方法银行的内部模型验证和审批
持续了3年之久，我国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6家银行内部评级法审批用了近5年的时间。
三是内部评级体系计量结果的不可比。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不同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存在很大差异，缺乏可比性。巴塞尔委员会于2013年对全球32家大型银行批发性业务（主权类、银行类和公司类资产）采用虚拟资产组合的方法，比较不同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对相同虚拟资产组合的风险加权资产。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和不同银行内部评级体系差异导致资本充足率在正负2个百分点范围内波动，且主权类和银行类风险暴露的差异远超过一般公司类风险暴露。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评级法计量结果的差异源于两方面：其一是各国监管当局对资本底线和内部评级法覆盖范围等方面的不同要求；其二是不同银行在内部模型方法选择、风险参数估计的保守程度、周期性效应的调整方法、低违约资产组合的风险参数估计、对经济衰退期的定义以及风险参数的估计方法等方面的实践差异。
四是内部评级法与标准法计量结果缺乏一致性。巴塞尔Ⅱ允许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与标准法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并要求银行在内部评级法实施初期遵循基于标准法设定的资本底线。但两种方法的逻辑基础不一致，不仅导致计量结果差异过大，而且为银行通过选择性实施（cherry picking）进行资本套利提供了空间。巴克莱银行在2011年的分析表明，若实施内部评级法的17家欧洲大型银行从内部评级法退回到标准法，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将增加30%，进而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2个百分点。
二.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改革的核心内容
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差异性——限制内部模型方法的运用》（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改革的主线，目前该文件正在全球范围内征求意见，巴塞尔委员会同步开展定量影响测算，最终稿将于2016年年底前后公布。
1.限制内部评级法的使用范围
根据前期实证分析结果，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并非所有资产组合都适用内部模型，对难以建立可靠模型估计风险参数的资产组合应排除在高级内部评级法之外，采用标准法或初级内评法计量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平衡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确定适用内部评级法的资产组合范围，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判断。
一是数据可获得性，即资产组合历史数据的规模和质量能否为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开发提供强大的支持。例如，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大型公司类资产组合为低违约资产组合，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历史数据非常有限，难以支持稳定的风险参数估计，此类资产组合不适宜采用内部评级法。
二是信息优势，相对于监管当局或其他市场参与者而言，商业银行对某些资产组合是否具备信息优势，从而使内部模型结果更准确地反映实际风险水平。例如，银行和大型公司多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高，也是评级公司和市场分析师的关注重点，商业银行基本不具备信息优势，采用内部评级法和风险计量模型的成本超过收益。又如，对于股权风险暴露，尤其是在公开市场交易的股权，银行内部模型主要基于公开的数据，并不具备明显的信息优势，也很难解释相同数据基础上风险加权资产的差异性，因此不宜采用内部模型法。
三是风险计量开发和验证技术的成熟度，即商业银行是否有稳健可靠且经得起验证的建模技术。例如，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信用估值调整（Credit Valuation Adjustment，CVA）的风险计量模型方法过于复杂，无法保证稳健性。
四是可操作性。对公司类资产组合，巴塞尔委员会曾经试图以客户和违约数量为标准，判断该资产组合是否适用模型方法。但由于该方法增加了复杂性，并且在操作层面银行可以通过改变资产组合等方式绕开监管限制，巴塞尔委员会最终未采纳该处理方法。
综合上述考虑因素，巴塞尔委员会对内部评级法适用资产组合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将一些资产组合永久性地排除在内部评级法适用范围之外。一是金融机构类风险暴露只允许采用标准法，不得采用内部评级法。二是并表总资产超过500亿欧元的大公司风险暴露只允许采用标准法，不得采用内部评级法；并表总资产低于500亿欧元，但并表年收入超过2亿欧元的中型公司风险暴露可采用标准法或初级内部评级法，不得采用高级内部评级法。三是股权投资只允许采用标准法。四是专业贷款（special lending）只允许采用标准法或监管映射法，不得采用内部评级法。五是信用估值调整（CVA）可采用基础法或标准法，不得采用内部模型法。
在限制使用内部评级法适用范围的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强调，如果某个国家只允许采用标准法，完全不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应被认定为符合巴塞尔资本监管框架。由此可见，在未来的资本监管框架中，标准法将居于基准地位。当然，标准法是指已经吸收了某些模型特征、与内部评级法逻辑一致性更强的新修订的标准法。
2. 对银行内部模型估计的风险参数设定底线
对允许采用内部模型法的资产组合，征求意见稿提出对银行内部模型估计的风险参数设置底线（input floor），包括PD、LGD和表外资产信用转换系数（CCF），增强风险参数的可靠性。尤其是对信用级别高的风险暴露，设置底线能够防止违约数据不足导致的风险参数低估，同时有助于减小内部评级模型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差异性，增强可比性。校准各类风险参数底线的水平还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例如，过高的资本底线是否对银行形成逆向激励，促使银行资产配置从低风险转向高风险，以规避参数底线的影响；风险参数底线对应的最低风险权重是否会高于标准法下风险权重，从而挫伤银行采用内部风险计量模型强化风险管理的积极性。
在巴塞尔委员会内部，风险参数底线水平的校准也备受争议。美国代表倾向于采取较高的底线以确保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的审慎性，而欧洲代表则认为底线不宜过高，底线设置不能仅考虑对大多数银行的影响，还要防止对例外银行（outlier bank）产生较大冲击，底线水平应符合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GHOS）达成的“不大幅提高资本要求”的共识。欧美关于底线水平的不同观点，反映了目前大型银行内部估计的风险权重差异，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估计的风险权重较低，设置较高的风险参数底线可能会大幅度提高欧洲大型银行的风险权重。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方案是在平衡成员国意见基础上达成的折中方案（见表1）。
表1 风险参数的底线水平
3. 强化内部评级体系的监管要求
对于允许采用内部评级模型的风险暴露，除对银行估计的风险参数设定底线外，征求意见稿还在建模要求、参数估计等方面提高了监管要求，以确保风险参数估计的稳健性。
一是违约概率（PD）估计。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银行用于估计PD的历史数据应同时包括“好”年份和“坏”年份，并且“坏”年份占比不低于1/10。银行必须估计每个信用级别的PD，不得将不同信用级别合并起来估计。同时，银行采用的评级体系应保证借款人评级在经济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即评级变化主要源于个体风险而不是经济周期的变化。此外，零售贷款的债务人PD模型还必须考虑贷款“成熟性效应”（Seasoning Effect）。
二是违约损失率（LGD）估计。在初级内部评级法下，LGD由监管当局统一给定。对于无抵押风险暴露，征求意见稿沿用了巴塞尔Ⅱ规定的LGD，未做调整；对于抵押风险暴露，征求意见稿根据历史经验数据，提高了各类抵押品的折扣系数，同时适当降低了抵押品覆盖部分风险暴露的LGD（见表2），并统一了各类抵押风险暴露的LGD计算公式。此外，修订方案还取消了巴塞尔Ⅱ对部分资产组合的最低抵押比例限制。在高级内部评级法下，巴塞尔Ⅱ将LGD定义为经济衰退期LGD，但并未明确经济衰退期LGD的估计方法，导致不同银行估计的LGD差异很大。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LGD为长期平均LGD和经济衰退期LGD附加系数之和。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银行主观判断对经济衰退期LGD附加系数影响较大，必须加以限制。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允许银行自主估计经济衰退期LGD附加系数，但受制于底线约束；二是不允许银行自主估计，由监管当局直接设定经济衰退期LGD附加系数。
表2 各类抵押品的折扣系数和LGD
三是表外风险暴露信用转换系数（CCF）估计。研究表明，表外风险暴露CCF是不同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不可比的重要驱动因素。为此，征求意见稿调整了CCF。在初级内部评级法下，所有表外项目的CCF均应与标准法下监管规定的CCF一致；在高级内部评级法下，银行自主估计CCF的范围被严格限定，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必须使用标准法规定的CCF。例如，对于标准法下CCF为100%的表外项目不允许银行自行估计CCF，必须采用100%。此外，修订方案还对允许银行自主估计CCF的情形提出了更高的建模要求，且银行自主估计的CCF应受制于底线约束，底线为标准法规定的表外项目CCF的50%。
四是风险缓释的处理方法。征求意见稿限制了银行采用模型估计风险缓释效应的范围，并降低了模型的复杂性；只允许采用完全替代法来认定保证的风险缓释效应，且初级内部评级法下不允许银行自主估计抵押品折扣系数，从而限制银行自由裁量权，减少差异性。征求意见稿还取消了巴塞尔Ⅱ下的双重违约（double default）处理框架，限制作为合格保证的结构性衍生品的种类，以降低内部评级法的复杂性，并提高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的稳健性。
4. 对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设定底线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限制内部评级法适用范围、设置风险参数底线以及强化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稳健性要求仍不足以确保内部评级法下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的审慎性以及不同银行之间的可比性，且无法消除银行通过内部模型实施资本套利的空间。为此，2014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资本底线：基于标准法的设计框架》（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以标准法为基准对银行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设定永久性底线，即所谓的结果底线（Output Floor）。
前文提及的风险参数底线主要目标是解决缺乏足够历史违约数据导致的模型风险问题，从而避免风险参数的低估，尤其是针对信用评级高、违约概率低的资产组合。与此不同，引入结果底线的目标是整体上强化内部评级法输出结果的审慎性以及与标准法计量结果的一致性。2016年3月发布的《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差异性——限制内部模型方法的运用》（征求意见稿）提出底线水平将介于基准的60%～90%，目前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开展定量影响测算，以最终校准底线水平，并将于2016年年底与标准法、内部评级法改革方案一同公布。
三.国内银行的应对策略
2013年，我国6家商业银行经银监会批准实施了内部评级法，6家银行内部评级法基本覆盖金融机构业务、对公业务和零售业务，内部评级法覆盖率约为70%。从对资本充足率影响来看，相对于标准法而言，2013～2014年，6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2015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6家银行估计的风险参数均不同程度上升，资本节约效应有所下降，尤其是对公业务的风险权重明显上升，已接近标准法下的风险权重。国内银行应主动适应内部评级法监管框架改革的方向，积极调整实施策略，做好应对工作。
一是评估修订方案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根据6家大型银行内部评级法的实际，尤其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的潜在影响：其一，大型公司风险暴露从初级内部评级法退回到标准法的影响。彭博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资产规模超过500亿欧元的大型公司约500多家，我国约有20多家。该政策调整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取决于银行对大型公司风险暴露规模和分布、目前内部评级法估计的风险权重以及新标准法下大型公司的对应风险权重。其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从初级内部评级法退回到标准法的影响。目前国内6家银行内部评级法估计的金融机构风险权重存在一定差异，退回到标准法后，风险权重将趋同，对于内部估计的风险权重较低的银行，资本要求将有所上升。其三，提高零售风险暴露风险参数底线的影响。目前6家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资本节约主要源于零售风险暴露，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过去若干年间，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基于历史数据估计的住房抵押贷款的PD和LGD均很低，风险参数底线的提高可能导致风险权重上升。
二是持续优化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2013年银监会批准6家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时，各家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的历史数据多为2011年之前经济上行期的数据，据此估计的PD、LGD等风险参数以及风险权重均较低。近年来，国内银行的资产规模和结构、外部经营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近两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违约案例明显增加。银监会监测结果也表明，部分银行对公业务的违约频率已高于内部估计的违约概率。银行应参照内部评级法监管新规提出的稳健性标准，利用最新数据验证，优化甚至重新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不断增强内部评级体系对资产组合变化的适应性，确保内部评级结果能充分反映资产组合的风险，审慎估计风险参数和资本要求。这不仅有助于银行顺利达到内部评级法新框架提出的合规性要求，而且是全面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
三是扎实做好风险管理的基础工作。目前国内还有近30家银行正在开发内部评级体系，部分已经向银监会递交了核准申请。对于这些银行来说，应根据内部评级法监管新规的要求，重新调整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步骤和策略，合理确定内部评级法覆盖的资产组合范围，坚持“过程重于结果”的思路，强化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提高基础数据收集能力、信息系统的风险加总和分析能力、评级体系的风险捕捉效力，完善评级体系的治理框架以及将内部评级成果运用于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实践的一整套政策、流程和工具方法，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更加积极地应对金融周期转换的风险。实施内部评级法能否节约资本，只是结果，不是目标。事实上按照新修订的方案，内部评级法资本节约的空间将大幅缩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监管新规将金融同业业务排除在内部评级法范围之外，但随着国内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且同业业务占比不断上升，建立和优化金融机构评级体系，提升金融同业风险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完）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第12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