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里大概只有六个人，没有咔咔的嗑瓜子的声音，也没有人2B呵呵的笑，这是最好的观影环境了，尤其对于贾樟柯的电影。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1999年我看到了贾樟柯的第一部剧情片《小武》，它被录在一盒VHS录像带上，几个朋友围着一个破电视看这部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电影，一边看一边不断发出我操、牛逼的赞叹。2000年的时候独立电影和地下纪录片热闹了一阵，有朋友办了个“独立影像节”，贾樟柯欣然接受邀请，带着他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站台》准备在影像节上放映。结果放映当天影像节被官方紧急叫停，心有不甘的组织者把大家和贾樟柯拉到了燕莎东边的汽车电影院。大家都没车，贾导也没有，银幕支在山坡下，观众坐在山坡上，电影还没来得及做字幕，满篇山西汾阳话没人听得懂，于是贾樟柯拿着麦克风站在屏幕边上给大家做同声传译。我记得那天晚上风好大，又很冷，大家都被吹得乱七八糟居然就这样把三个多小时的《站台》看完了，年轻的我们，是多么地热爱艺术。
再后来，和贾樟柯一样伟大的盗版厂商和碟贩子终于诞生了。之所以说一样伟大的原因是他们居然愿意把贾樟柯的《公共场所 》这样的纪录片也压制成碟来卖，这已经不是生意，简直就是推广和弘扬艺术。观众们的境遇得到了极大改善，我们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从《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一直看到了前年的《天注定》。从来没有奢望过可以在影院里看贾樟柯的电影，因为我们有个动不动就急的“广电总急”，所以刚知道《山河故人》上了院线的时候心里还一哆嗦，总急这次怎么没急呢？
影片第一个镜头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贾樟柯还是那个贾樟柯。因为中国别的导演拍的电影就是电影，而贾樟柯拍的电影，是现实。如果说《站台》是对70年代的祭奠，那么《山河故人》可以算做它的续篇，两者有着精神层面的连续性。故人走得更远，甚至走到了2025年，但时代对个体的裹挟依然是母题，批判性被隐藏得更深。比如梁子明明是得了尘肺病、晋生显然涉嫌经济犯罪、海外华人群体就是一群贪污受贿犯，但是贾樟柯就是不说，所以广电总急也没急。
这样的电影一场只有六个观众无比正常，我是建议北京应该有几家艺术影院的，这样导演和观众们都不尴尬，可以各取所需。
写于2015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