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老先生在《人间草木》里写到栀子花时说：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妈的管得着吗！”

      儿时故乡的小村子，家家院子中都有一颗栀子花，乡下人喜欢的就是那种“掸都掸不开”，“痛痛快快”的香，我们叫“碰鼻子香”。

      栀子花开的时节，村子里、田野里到处都是栀子花的香气，田间的流水里时不时就会飘过一朵。村里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子到七八岁的小女孩，几乎个个都会在发辫上插一朵，连平时最邋遢的老婆子，也会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配上一朵栀子花。玫瑰、月季是年轻、漂亮的姑娘、小媳妇的专利，所谓“人面桃花相映红”，只能出现在她们身上。如果有哪个不知深浅的女人不顾自己的年龄、长相、身姿，插了一朵在头上，是要被人捂着嘴、斜着眼议论的。且在来年、再来年玫瑰开花时，还要被谈论到。可栀子花不一样，不仅是邋遢的老婆子，爷们同样也可以别一支在衣襟或耳朵上。栀子花以香悦人，加上它洁净的色彩，端雅的花姿，是寡妇都可以戴的花。

      年老的爷们通常别在衣襟上，就为了那时时伴着的碰鼻子香气。而中年男人，不是个个都可以戴的，否则就像不自量力的女人戴玫瑰，也要被人斜眼谈论的。敢戴栀子花的中年男人，一定是夹在耳朵上的，且不是夹烟似的夹，而是要戏曲里打虎的武松武二郎耳边带着大红花似的夹，要威武，又要俏皮；要爽朗，又要风流；同时还要坦荡。当有麻辣俏丽的小媳妇走过时——当然一定得是异姓家族的，一场机智、幽默、风趣的对话就上演了。周围割麦、插秧的都趁这个时候停下手里的动作，直一直弯了一上午或一下午的腰，趁空插上两句。这是土地和劳动滋养出的艺术，蕴含着任何文字都描述不出的智慧。有老成、持重的大爷或婶子适时笑着对那男人骂两句，大家就又回到手中的活计上，忙碌起来。不过那身上的乏、累已解了一半。

      身上、头上的花在忙碌时，不注意，掉下来，落在田里、水渠中，顺流而下。花，掉了就掉了，没有人在意，下一日出来又是一朵。

      唐代诗人王建，在《雨过山村》中写到：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

      其中“闲看中庭栀子花”一句，有人说应是“闲着中庭栀子花”。我不知道诗人写的是哪里的乡村，在我儿时的故乡，绝不会有人在这个时节有闲暇去欣赏中庭的栀子花。我相信一定是“闲着中庭栀子花”，“看”字是后人对“着”字的误写。

      栀子花开时，是一年最忙的季节。先是油菜籽熟了要抢收，前一天看油菜籽荚还带着绿，第二天大太阳一晒就黄了。这时就要赶紧收割了，否则，等到下一日，又是一个大太阳天，部分熟过的菜籽荚炸裂，菜籽落到了田里，就白白的失了收成。收割后，油菜田要赶紧灌水、翻耕整理好插秧，秧苗晚插一天，秋天的收成可能就会少一成。紧接着是割麦、麦茬田里也要插秧。有时收油菜和收麦可能就错开两三天，农田里一年主要的活计都赶在这前后半个月里。乡下人不会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乡下人说“旱插，早活；快长，快大”。这时候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收割了的油菜，麦子要趁着晴天赶紧收到村头稻场里，好好地垛起来，等到插罢秧了再打。散放着，或垛得不好，赶上连天阴雨就会发芽、霉烂。可雨水少了，田里灌不上水，又插不了秧，等到秧苗在育秧田里起节了，秋季的收成就毁了一大半。每一年的这个时节，我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和时间斗，和老天爷斗。

      父亲在养路队工作，干农活的时间有限，同宗的大伯家，大伯母人有点痴痴傻傻，不太会做农活，所以两家搭伙。母亲带着大伯家的三个儿女和我大姐主要负责收割油菜、麦子、插秧，大伯主要负责收割后、插秧前田地的灌水、翻耕。两家，十多个人的农活，只有母亲和大伯两个主要劳动力。油菜还好，通常不多，收割都能赶在正当时。可麦子再怎么赶，都会有熟过了的。熟过了的麦子只能赶在早上，露水还没下去时收割。两家里都有三个正能吃饭的孩子，一年里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指望着粮食，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

      母亲和大姐早起出门时，院子里的栀子花通常还是刚刚露出白边的花苞，肥绿的叶片上挂着露珠。我一般会在花苞半开时起床，帮着外婆做早饭。那时乡下学校都有十天麦假，家里洗碗、做饭、洗衣服、喂猪这些活都要人做，没有老人的就只能是小孩子做。农忙季节，早上的一顿饭很重要，一天的大半时日都靠着这顿饭，中午饭往往在下午两三点时吃，小孩子送到地头，田里干活的人三口两口解决了。

      割完这天必须要割的麦子后，母亲才会带着大伯家的三个孩子和我大姐回来吃早饭。这时早上露出白边的花苞已全部开放。母亲回到家里会先到花池子前，拿起池子一角常年放置的剪子，把那些盛开的花剪下来，摆放在妹妹早准备好了的养花盆里，然后才洗手吃饭。吃过饭后出门前，母亲从养花的盆里挑一朵，插在衣服的第二个扣眼里。母亲常年留着齐耳短发，整齐地掖在耳后，没有任何饰品。

      端午往往也赶在这个时节。再忙，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简单的糯米白粽，已是美味，最多，在粽尖上放颗红枣。晚上包好，早起就可以煮了当早饭吃。糯米产量低，一般家庭都不会多种，稍宽裕的家庭会种多点，这时候就可以多包几个粽子。煮了后，用井里打上来的水浸着，放在那，每天换一次水，可以吃上几天。贪吃的孩子，这几天就有口福了，半上午，半下午都可以捞起一个，剥了粽叶，三口两口吞下去，肚子里的空地就被填上了。煮好的粽子，先要敬给老天爷。不同于过年祭祖供奉，这时的供奉是在屋外院子里。刚煮好剥去粽叶的粽子，带着竹叶的味道，有些甚至带着竹叶的绿意，摆放在供奉用的白瓷盘里，放在院子里摆好的小桌上。没有香和纸钱，就是一盘粽子。一般是家中主妇在桌前静坐一会，家里其他人依然各做各的事，只是不准到院子里转悠。三五分钟后，那盘粽子就可以端到饭桌上了。我们家的供奉稍有不同，每次母亲还会在旁边摆一碗栀子花。挑没破口的吃饭大碗，洗干净，放上清水，再摘几朵栀子花，沿碗口放好，摆满整只碗。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在栀子花初开时，身体就出现症状，但一直到收完稻，才去县里的医院检查。初始以为是胃病加重，先是忍着，后来去镇上的医院看，医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就一直当胃病治疗，吃药，各种各样的药，越来越多。那年的大年夜，母亲勉强起来在饭桌前坐了几分钟。第二年三月，栀子花树抽芽，长新枝时，母亲去世。按乡下人的年龄计算法，母亲去世时36岁，那时，父亲42岁，大姐19岁，我15岁，妹妹11岁。

      老舍先生说：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大姐在外婆的指导下慢慢接管家中的很多事情。可在种花上，到底不如母亲。三年后外婆去世，院子里的花越来越少。邻居嫂子把院中的两棵玫瑰移走后，花池子里就只剩下那棵栀子花和几丛歪歪倒倒的菊花。我不记得它们后来怎么样了；我不记得，在那之后我是否又见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