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业年间，齐郡邹平有个叫王博（我知道不是这个博）的铁匠，因为不满官府的穷征暴敛，就带着老乡孟让在长白山（不是吉林的那个长白山）造了反。话说当年因为隋炀帝杨广非得死磕高句丽，搞得国内四处冒烟八方着火，比王博反得早的或是声势大的有一堆，但为啥到了后来唯有老王成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中祖师爷般的人物？
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在于王博天赋异禀，乃是那个时代最为首屈一指的摇滚巨星。
为啥？因为别人造反，都是二话不说就扯旗拉杆子。要是人手不够，拿财帛粮食诱惑都是有良心的，大多是开张空头支票把人骗来再说，甚至干脆使用武力烧房毁地、让你不跟着走就活不下去。而王博呢？一不骗二不抢，直接作词谱曲写了首歌，并派人四处传唱：
“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敛。
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脏官杀个光。”
看见没，歌词质朴无华，大字不识一个的也能听得懂，没准还是类似洗脑神曲的旋律，让你听了一遍就有忍不住哼唱下去的冲动。最关键的是这词儿简直唱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还顺手替老王家铁匠铺打了个植入广告，这要是不火还有天理吗？
眼瞅着十里八乡的百姓一边哼着歌一边纷纷前来投奔的热烈景象，更进一步激发了王博的创作冲动。于是那首堪称“孤篇压全隋”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并最终蓬勃而出，唱响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其实老王当时文思如尿崩，一口气写了好几首《无向辽东浪死歌》，不过就属这首最火。火到了何种程度呢？据说别家的造反派哪怕是在跟老王火并的时候，不吼几嗓子这首歌上阵都没力气。火到了王博的创作激情刚一消退，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他的麾下已经聚拢了数万人，而且个个都是狂粉丝。
话说此时的王博要是果断改行、专攻唱作事业，绝对会成为隋末唐初娱乐圈中的一代天皇巨星。可惜老王没搞好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一根筋的想造反，结果就遇上了他的克星、隋末名将张须陀。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走在人生巅峰的老王在泰山脚底下跟老张干了一场，结果可想而知——一代摇滚巨星被百战名将揍得怀疑人生，只能落荒而逃。结果又在临邑（今山东德州）被老张撵上，狂粉丝们惨遭团灭。老王孤身逃过黄河，豁出摇滚巨星的面子招揽来孙宣雅、郝孝德等又一波新粉丝，凑了10多万人气势汹汹的跑回章丘找老张报仇。
要不怎么说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来干呢。要说写歌，张须陀薅光头发也比不过王博的一根脚趾头；可要论到打仗，老张只出2万人，就又把老王打得哭爹叫妈、溃不成军。
从此王博就走上了下坡路。不但写不出新歌，还成天被打成狗，最终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投了宇文化及。等到窦建德打来时，老王赶紧麻溜开城投降；再等到唐军打来时，老王投降的动作更加熟练无比，可没几天就因为私人恩怨被人给干掉了。
王博的人生经历看似有点惨，但在隋末唐初的各路反王中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事实上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光是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各路大造反头子就不下百人，但等到大唐朝一统天下后能保住一条老命苟活于世的，都寥寥无几。
这场起码在造反势力的数量上堪称中国历史之最的改朝换代之战，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完全被人在幕后全盘操控下的一盘棋——先上场都是炮灰，等他们跟大隋朝同归于尽后，真正的大佬才下场摘桃。
01
从两汉晚期开始，一股新兴的势力登上历史舞台，那就是士族门阀，并在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鼎盛期。在那时，世家豪门不但能把持朝政、垄断财富、控制舆论，甚至到了看皇帝不顺眼都能换一个的程度。
比如杨坚能那么顺利的以隋代周，为其出谋最力的两个幕僚郑译、刘昉，就分别出身荥阳郑氏和博陵刘氏；替他平息尉迟迥之乱、震慑宇文氏五王的韦孝宽、杨素，则分别出身京兆韦氏和弘农杨氏。这些都是当时顶级的高门大家，而且还是山东士族和关陇勋贵的大联合——在这么大手笔的投资下，只要杨坚不是个傻子，办啥事都没有不成的。不过代价就是杨坚自己得伪造一份族谱，谎称出身弘农杨氏，这才能让那些投资人们放心，真正把他当成自己人。
当初在一起干坏事的时候自然是你好我好。可当上了皇帝以后，杨坚再看到充斥朝堂的那些世家子弟，就觉得有些膈应。
为啥？毕竟这帮家伙当初能帮衬着老杨改朝换代，要是哪天看他不顺眼了，谁晓得会不会顺手再玩一回换皇帝的把戏？
所以杨坚决定从士族门阀的手中收权。但他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知道心急吃不着热豆腐的道理，于是他就不玩明的，专搞阴招。
比如杨坚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地方上则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将九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统统收归中央；在被士族垄断的人才选拔制度上，则初创了科举制，挑动寒族斗高门；同时在经济上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办法，清查户口、按人头纳税，从根子上削弱世家豪族的力量等等。
反正杨坚在位的时候，士族门阀的日子很难过，但又找不到由头发作，只能苦苦煎熬。要是老杨能多活个20年甚至是10年，没准士族就得被他弄残废了。
可杨坚谋划未成却中道崩殂，接班的杨广简直不像他爹亲生的，凡事非得拧着来，就差公开跟士族宣战。比如迁都洛阳就是为了就近监视山东士族，营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掏干士族的钱袋子，发动百万大军东征明面上是为了讨伐高句丽，实际上小杨就是在把刀子架在士族的脖子上，然后洋洋得意的问一句——你服不？
当然不服。
于是他们就撺掇出个杨玄感来试试水，看看能不能把杨广从帝位上给撸下来。
在隋末唐初那场持续了14年的大混战中，第一个跳出来当出头鸟的肯定不是杨玄感，也不是王博。按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应该是雁门人尉文通——就是《说唐》中花刀帅魏文通的原型人物。不过在杨广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失败之前，尽管反抗官府暴政的怒火已经燃遍了大半个北方，却没有多大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以至于杨广压根懒得理会他们，随手打发了几个地方官去平定叛乱，然后催动麾下的百万大军继续辽东之旅，一点都不担心后路和粮道遭到骚扰乃至断绝。
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没错。尽管隋军在辽东兵败如山倒，但就是面对这帮仓皇如丧家之犬的游兵散勇，号称兵强马壮、拥众数十万的北方义军居然连像模像样的阻击一下的能力都没有，反而被溃兵的一冲之下便成了溃兵中的溃兵。像是号称有10余万人马的山东大豪刘霸道麾下的“阿舅军”，在隋军溃兵过境后居然直接在史书中失去了踪迹，想来应该是死相甚惨……
其实也不能说义军都是废物。比如说孙安祖、高士达、张金称都堪称是一时枭雄，还有王博这个摇滚巨星能狂加士气Buff，窦建德、翟让更是后来势力超一流的造反头子，为啥却连一场像样的阻击战都打不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支持。
从秦到清，每到帝国日落之时通常都免不了一场在教科书上被称为“某（朝）末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之战。然而在这么多场“农民起义”中，真正能笑到最后的正牌农民唯有明太祖朱元璋一人而已。
拿现在的话说，能够“开局一只碗，升级全靠砍”并成功实现逆袭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老朱一个人能做到，连刘邦都不行——他只能算是个农民的儿子，真正的身份则是社会大哥。
也就是说能在造反这个看上去很有前途的事业中取得成功的，要么本身是大佬，要么背后有大佬。除此之外的，只能统统沦为炮灰。
在隋末唐初这个年代，能算得上是大佬的，唯有士族门阀。那么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造反的星星之火开始冒出燎原的势头时，他们在干吗？
他们在坐山观虎斗。
话说士族门阀动辄就能传家数百甚至上千年，秘诀其实就一个字——稳如老狗。这种处世原则说好听了叫坐看风云起，闲观天地更，说白了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从来不拿身家性命去冒险。
想当初被杨坚软刀子乱捅时，他们忍、不动；换成杨广抡起四十米长的大砍刀又一顿乱捅时，他们还在忍、照旧不动。不是这些士族门阀都是受虐狂、就喜欢挨打，而是他们的根基深厚，深深的扎根在整个大隋社会的各个层面，皇帝就算再能折腾，一时半会也拿他们没辙。而只要皇帝那边露出了破绽，他们就能一击致命，然后再换个听话的皇帝上去。
魏晋南北朝以来，情况莫不如此。战无不胜的士族门阀，骨子里可能还真没看上杨家父子的这点手段。
于是他们就蹲在犄角旮旯里坐视杨广统率着百万大军呼啦啦的直奔辽东而去，旁观着王博、孙安祖、张金称们纷纷揭竿而起，因为他们觉得时机未到。
等到一征高句丽惨败、杨广最为倚重的府兵仅阵亡的就达到数十万之巨时，士族们的心动了。等到杨广不听劝阻、一根筋的非得二征高句丽时，士族们就忍不住动手了。不过他们还是很谨慎，就撺掇杨素之子杨玄感先冒个头试试水。
当然杨玄感也不傻，想让他出头士族们就得付出代价。于是等小杨一插旗，像是杨雄之子杨恭道、韩擒虎之子韩世谔等40多个世家子弟便纷纷前来投效，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干脆赤膊上阵，也跟着他反了。
结果平头百姓造反杨广无动于衷，勋贵高门刚一蹦跶他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毛了，高句丽什么的被一股脑扔到了爪哇国，直接率大军回国将叛军一网打尽，杨玄感更是被碎尸万段。
这般凶猛的杨广，士族们自认惹不起。于是他们刚刚冒出来的那点小心思，立马就又缩回去了。
但最终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还是落入士族门阀的算计之中，这又是怎么回事？
02
单纯从士族参与的程度来看，隋末唐初这场改朝换代之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起，杨广正式发动了东征高句丽之旅，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了军民50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就达到了113万之众——如此之大的一次性动员兵力数量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是空前绝后，远远超过了大隋朝国力所能负担的上限，使得百姓不堪重负，死伤枕籍：
“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第五》）
有人总喜欢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事实上在历史上最常见的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官逼民跑——只有逃无可逃被逼上了绝路，老实巴交的农夫们才下得去决心杀官造反。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在一场改朝换代之战后，官方的人口统计动辄就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口不见了踪影，其实并非都是战死了，而是大多都战“跑”了。官府没法再将其编户入籍，更没法找到他们征税，自然也就不再把他们纳入人口统计。
这就是逃户，也叫流民。
所以正常爆发的农民起义，通常都是先从统治者腐化堕落开始，对基层的监管控制能力下降，百姓不堪压迫剥削纷纷流亡。然后随着流民的数量不断增加，渐渐没法再填饱肚子，只能揭竿而起拼死一搏。这通常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沉淀，先是零星爆发几起，然后逐渐蔓延，最终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但这种情况在隋末时却并不存在。因为杨坚给杨广留下的家底太厚实了，大隋的江山还跟铁打的一般——皇帝一声令下，天下如臂使指，征兵拉夫能落实到人，想当流民开溜都没门，这可咋整？
于是摇滚巨星王博跳上舞台一声吼，天下民怨就越过官逼民跑这个环节直接干柴烈火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杨广的东征大军所经之地，孙安祖、高士达、张金称等人几乎在一夜间就统统反了。这种迅疾的造反速度不仅让杨广没反应过来，也打了早就在察言观色并蠢蠢欲动的士族门阀们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这个阶段的叛军，才是最纯粹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当然他们也不负众望的打了一堆的烂仗。
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试想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夫，昨天还在闷头修理地球，最远就去过离家十里地的集镇，今天就让他指挥千军万马，你能对他有多大的指望？
毕竟数千年来，朱元璋只有一个。
所以在这一阶段中，所谓的义军其实就像一群没头苍蝇，官府自然要反，官兵当然要打，豪强世家不放过，连几天前还跟他们一样的平头百姓也照样去祸害。像是最能打的张金称，就经常干出攻陷一城，便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屠戮殆尽的恶事，以至于司马光都愤怒的谴责他“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孑遗”（《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隋纪第七》）。
这样的蠢物自然不会有出息，也活不长，没几年就统统完蛋，唯有此时比较低调的窦建德和翟让多坚挺了几年。
而自杨广一征高句丽惨败而归，又非得发动大军二度征伐起，这场战乱正式进入了第二阶段。
其主要标志，就是士族门阀正式下场试水，撺掇出一场杨玄感之叛。
不过小杨一来不太听话，二来有些志大才疏，所以在杨广果断回军平叛后很快就灰飞烟灭。但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而且具有决定性的。
像是王博、张金称们揭竿而起，影响只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全国绝大多数的地区和主要的势力都按兵不动，选择坐山观虎斗。而杨玄感一反，弘农杨氏这样的千年世家的影响力可不是盖的，像是刘元进、韩相国、管崇、朱燮等人随即起兵响应。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原本局限在今天的河北、山东等局部的叛乱就迅速蔓延到了中原、关中、江淮等大隋朝的核心统治区。
所以虽然因为杨玄感之败使得刚想冒个头的士族门阀又缩了回去，但各地起义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再也难以扑灭。
第三阶段则从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开始。非得作死的杨广又要发动第三次东征，结果各地被征召的士兵纷纷拒绝出战甚至干脆逃亡，再加上高句丽王高元痛快认怂，使得这场战事未曾发动就草草收场。这对骄傲的杨广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更意味着曾完全在其掌控下的江山，已经开始失控。
事实也是如此。从涿郡（今北京境内）到鄱阳（今江西境内），从东海（今江苏境内）到安定（今甘肃境内），大隋下辖的190个郡、1255个县中几乎处处着火、遍地烽烟，日夜穿梭在驿道上的快马，几乎都是赶着往大兴城（隋都，即长安）告急的。
这样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杨广毫无办法，只能麻木以待。到最后干脆为了眼不见心不烦，一溜烟跑到扬州避风头，扔下偌大个帝国不管了。
杨广跑路了，地方也就不服朝廷管了，大隋朝彻底失控，天下彻底混乱，这下子士族门阀们再无顾虑，又一次粉墨登场。
尽管这场延绵了14年的战乱要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会彻底落寞，但在杨广心灰意懒的黯然退场的大业十二年起，其实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
03
士族门阀发源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牛叉得一塌糊涂，隋唐时惨遭皇帝打压但依旧坚挺，直到唐末时被黄巢和朱温联手斩尽杀绝，一共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存在了千年之久。
都说士族嚣张，欺负皇帝或是改朝换代跟吃饭喝水一样寻常，但在这千年的时间里真正站到前台的却只有两晋姓司马的和南朝二萧，而且河内司马氏和兰陵萧氏也算不上是那个时代的顶级世家。
为啥？因为这帮老奸巨猾的家伙最喜欢猫在幕后操纵那些被他们摆在台前的傀儡。倒不是这些人见不得光，而是吸取了两汉诸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大族一时风光太过，最终族随朝亡的教训，主动将自己的家族与某一王朝的利益进行一定的剥离。这样一来，一朝兴或是一朝亡，就跟他们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好处能拿的自然要统统拿走，但绝不会被拖累。
让宗族血脉延续下去，对于士族门阀而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从两汉到隋唐，不知几人封王、几人称帝，最终都免不了新人换旧人而且还得被一勺烩的下场，最牛叉的老刘家也就辉煌了400来年。而要想成为士族门阀，不传家个几百甚至上千年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要是不跟当朝的统治者保持适当的距离，等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凭什么就他们不倒霉？
所以士族门阀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可以跟皇帝合作，甚至效力也没问题，但效忠却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从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头下注、脚踩几只船更是常规操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时的琅琊诸葛氏——老大诸葛瑾效忠东吴，深受信任，被孙权称之为“孤与子瑜（诸葛瑾的表字），可谓神交”（《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顾诸葛步传》）；老二诸葛亮携老三诸葛均出仕蜀汉，为刘大耳朵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弟诸葛诞则跟着曹魏混，混到了在司马氏意图篡曹时居然要举兵造反相抗的地步，最终还宁死不屈。
在正常情况下，最终甭管是魏蜀吴三国中的哪一家得了天下，诸葛兄弟中都有两家得倒霉，但琅琊诸葛氏却注定是赢家。但谁知突然蹦出个司马氏篡魏灭蜀吴，于是琅琊诸葛氏卒……
当然这只是个意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士族门阀都算无遗策且稳赚不赔。像是终唐289年，最顶级的世家“七宗五姓”共为朝廷提供了66个宰相，但当李唐皇室想进一步密切彼此间的联系，比如联姻时，却屡遭拒绝——强横如唐太宗李世民如此，过了200多年后的唐文宗李昂也不例外。无论皇帝如何打压或是拉拢，都无法改变士族门阀的生存哲学。
又扯远了。说回到隋末唐初那会儿，士族门阀当然对杨坚、杨广这对皇帝父子非常不满意，但家大业大的他们绝不会像王博、孙安祖、张金称那样的穷棒子说反就反，相反只要还能维持生存，就绝不会孤注一掷。
不见兔子不撒鹰，才是他们得以维持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家世不衰的秘诀。
所以当王博率先跳出来开始摇滚时，一则士族门阀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二则就算反应过来也不会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眼中盯着的从来都是皇帝杨广，其余人等都是蝼蚁。
结果杨广的表现很糟糕，不但在高句丽吃到了一场惨败，最精锐的十二卫府兵也折损过半。于是他们开始蠢蠢欲动，想在背后捅杨广一刀，看看能不能将这只落水狗彻底打翻。
所以当杨玄感一反，就有无数世家子弟景从响应。但士族门阀毕竟是谨慎的，所以蹦跶得最欢的大多是新晋、落魄或是低等士族，还大多数二代、三代子弟。真正的当家人，尤其是顶级士族的大佬们，更是一个冒头的都没有。
典型如李密。这个西魏八柱国之一的魏国公李弼的曾孙，在大隋朝的体制下就剩下个空壳子爵位（蒲山郡公），既无权又无势。如果继续蹉跎下去，那么襄平（今辽宁辽阳）李氏过不了几代就得在士族中除名，所以给个针眼大的机会，李密都会豁出性命去搏一把。
于是他才被推出来当了杨玄感的谋主。
然而就这么个被士族当作过河的卒子推上台前的落魄士族子弟，影响力却大得吓人。李密一上瓦岗，这股已经起事达5年之久仍然默默无闻的地方势力骤然间就变得光彩夺目起来，四方英雄纷纷前来投靠，哪怕李密无耻的火并掉瓦岗旧主翟让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威望。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李密麾下的新瓦岗军就扩张到了30万人马，号称天下强军之首，各路枭雄莫不服膺：
“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并随使通表于密劝进，于是密下官属咸劝密即尊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旧唐书·卷五十三·列传第三》）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李密恐怕很快就能从“武林盟主”摇身一变为天下至尊。而这，就是在当时士族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体现。
当然我们都知道，李密很快就盛极而衰。甚至又过了短短的一年之后的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盟主”居然就落魄如丧家之犬，不得不西逃长安、委身给李渊才得以苟活下去。
为啥？因为形势变了，杨广跑了，士族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下场玩把逐鹿天下的游戏了。在这种情况下，李密这个私生子自然亲不过士族亲手挑选的话事人，被打垮、被干掉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04
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之前，尽管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乱成一团，拉起一伙人占个山头就敢称王称霸的何止成百上千，但除了杨玄感和李密等寥寥数人外，基本没什么士族门阀的背景——翻开那些造反头子的户口本，原本的身份基本都是农夫，顶多是有点身份或财力却没啥地位的豪强或小官小吏。
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反隋之战称之为农民起义，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正宗地道，如假包换。
可从杨广跑路之后，这场战争的味道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看看前边那张表，从大业十三年（公元613年）起起兵造反的，充斥着各种士族、勋贵和原本的大隋高官重臣，真正的农民和平头百姓反倒成了绝对的少数派。
为啥？皇帝退避三舍，炮灰圆满完成任务，真正的大佬开始下山摘桃子来了。
当然在士族门阀的内部也有派系之分，其中最大的两个势力就是关陇勋贵和山东（指崤山以东）士族，除此之外还有江南士阀和原来的南朝遗族什么的，但相比前者实力相差太远，只能是勉强上得了台面的那种。
关陇勋贵以军功立足，所以面对天下乱局也比较沉不住气，像是杨玄感之乱就主要是他们撺掇起来的。而山东士族号称耕读传家，凡事不愿出头，更喜欢躲在幕后算计，是典型的老银币形象。所以哪怕这场覆隋之战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谁能说说他们弄出了谁出面，或是在背后支持了谁？
关陇勋贵推出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李渊，或许薛举也能算一个；江南士阀的种子选手是出身吴兴沈氏的沈法兴，没准还资助过林士弘；南朝遗族力推的无疑是出身兰陵萧氏、梁宣帝萧詧的曾孙萧铣，就连蹲在草原上吃瓜的突厥人都整出梁师都、刘武周当代言人，那么山东士族到底抬举了谁？
我琢磨了半天，觉得他们的人选应该是窦建德，也许还可以加上个王世充。
老窦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人设极佳，在造反之前他的信义之名就传遍乡里，起兵之后更是跟士卒同甘共苦，打仗缴获的财物也都拿来赈济贫苦的百姓，在当时的造反派中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一副什么德性？像张金称那样不分善恶尽数屠戮的杀人魔王比比皆是，另一个造反头子孟海公则痛恨读书人，“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第六》）。著名的吃人魔王朱粲更是掳掠百姓当作军粮，好不容易抓来两个大才陆从典和颜愍楚当幕僚，最终还是没控制住“吃货”的本能，将这二位的全家都给煮了。
而窦建德呢？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对敌人、包括士族都充满了仁慈：
“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声势日盛，胜兵至十馀万人。”（《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隋纪第七》）
这样的老窦，自然容易得到士族的青睐。后来他称帝立国之后，大夏国的主要势力范围与山东士族的传统领地基本重合，要说二者间没有默契和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老窦麾下的重臣如尚书左仆射裴矩（河东裴氏）、侍中崔君肃（清河崔氏）、内史侍郎孔德绍（孔子第34世孙）等等，统统都有个摆出来吓死人的出身，哪还有什么农民起义的味道？
王世充的身上则充满了古怪。
老王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西域胡人，本姓支。他的祖父早逝，祖母改嫁到了霸城王氏，老爹支收因此改叫了王收，这才有了王世充。
霸城位于关中，所以王世充理论上算是关陇勋贵的班底。但自从他入仕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当官，后来奉命讨伐各路叛军时，招募来的嫡系兵马又大部分都是楚人。自立山头后所倚重的文武百官除了同出于霸城王氏的亲戚外，更是哪儿来的都有，比如出身关陇的段达（姑臧段氏）、杨汪（弘农杨氏），有山东士族根脚的云定兴（河南云氏）、薛德音（汾阴薛氏），投降的造反头子如张童仁、杨公卿、朱粲，以及从李密手里接收的程知节、秦琼、裴仁基、单雄信等，简直就是一盘大杂烩。
而且老王的战略目标也是个谜。先是把李密打残了，这像是山东士族谋划的手笔，但他回头就又跟窦建德打成了一团，而且下手极狠，打得老窦连一向最珍视的大善人的人设都不要了：
“十一月，窦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杀掠居人，焚烧积聚，以报黎阳之役。”（《旧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
可此时的老王根本顾不上管老窦，因为这货不作死就难受，又跟长安的老李打起来了。
至此，所谓的隋末农民起义已经变成了李、王、窦三家之战，实际上就是关陇勋贵跟山东士族（老李一打过来，老王和老窦马上就好得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对决。而那些真正出身农民的，早就统统成了炮灰。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代表关陇势力的李氏大唐最终夺取了天下，然后李渊、李世民父子所谓的打压士族，其实就是揪住山东士族这个老冤家往死里整。而因此得势的关陇勋贵的下场也没好到哪儿去，等到李治、武则天这两口子说了算以后，又借助山东士族的力量将其收拾得欲仙欲死。
当然，这依旧是大佬们的游戏，那些只配当炮灰的，这回连上场露个脸的机会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