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周洋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我国已经实施好几个年头了，经常能够在网上看到，在实际工作中听到一些村医说：有些老年人不愿意参加一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有一部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家人不愿意纳入管理，开展健康教育时召集人难等问题，为什么惠民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这些现象？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有一部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家人不愿意纳入管理，原来已经同意纳入管理的患者说我原来有这病，现在已经治好了，也对管理有抵触情绪。经过交谈，主要原因是患者及家属顾忌周围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不愿意贴上“精神有问题”的标签；有的患者年龄还小，家长怕对孩子以后的婚姻、就业有影响，不愿意再接受管理。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好好考虑，因为“自愿纳入管理”是我们服务的前提。
二、老年人参与免费健康体检积极性不高：这和乡、村工作人员责任心大有关系，有时候工作人员只注重了体检数量，而没有做好体检反馈、干预指导等后续工作，村民反映“体检了，但不知道结果”。还有个别卫生所人员在群众中公信力差，群众不配合，所以我们必须首先选对人。如果群众对某个村医服务不满意，或者村医对工作不上心，或村医岁数超龄，都应该及时更换，但如何换？换谁？这就需要提前储备人才，而且这项工作刻不容缓。
三、健康教育讲座召集人难：很多村医反映村民参与讲座热情不高，甚至宁愿打麻将、闲谝，也不愿意听健康知识，一方面说明村民的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根深蒂固，需要下大力气去纠正；另一方面也说明村医的组织协调、发动能力、演讲口才等有待提高。有的地方开展讲座有人数要求，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有的还要求悬挂横幅，让参与者签到，留影像资料，这对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而言，也没什么，但对不常写字的村民而言，就有一些繁琐。村医既是召集者，又是会场布置者，还是授课人，还要安排人拍照，村医难免顾此失彼，也让村民感觉走了形式。笔者认为健教工作应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少一些形式，多一些实在，以解决村民的实际健康问题为最终目的。
四、很多工作都是时间短、任务重、急于求成。和众多的基层落实者交谈之后，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强调“应该怎么样”、“要怎么样”，而不考虑“现状什么样”，在短时间内是否具备干事的条件，文件中“必须”、“ 务于”等字眼比比皆是，时间紧任务重，急于求成心态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一些工作质量不高。
五、“率”的问题，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服务为例，辖区发现报告率不低于千分之四，一个2300多人的村子就要发现并报告9个人，可卫生所的同志只发现报告了一人，专家会说，严重精神障碍发病率为千分之十，现在只让发现报告千分之四，应该不是问题。言下之意是村医筛查不认真，可是村医说，我们村的每一个人，我都很熟悉，每个家庭情况都很了解，挨户每个人都过了一遍，确实没有了，要达到那个数字就是逼人造假。所以笔者认为把“率”作为工作时的参照目标，而不是必须要达到的任务数。
六、公卫服务协作机制不健全，卫生人员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以一个村的控烟工作为例，控烟工作有利于个人和家庭，为什么在执行起来却这么难。有个卫生所的同志对我说，烟草局开着车送烟，小卖部一条一条卖烟，红白喜事事头一盒一盒发烟，书记村长开会一根一根散烟，卫生所整天搞控烟宣传，说多了，人家都烦了，为什么不从源头控制？为什么不让在群众中更有威信的书记、村长抓控烟工作呢？为什么计划生育、环境卫生村委会下大力气去抓，而基本公共卫生工作村委却很少参与和支持？全民健康应该政府引导全民参与，公共卫生服务需要多部门参与，而不是卫生人员单打独斗。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每年都会进行考核，以检验落实情况。笔者建议在每年考核时组织一次信息互通，卫生院和村委会、村医、群众之间进行沟通，县卫计局和卫生院进行沟通，委、省、市、县进行信息互通，上级部门也可以直接到基层进行一线调研，多听听群众和基层工作者的意见，看看我们提供服务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还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群众还有哪些需求及合理化建议等。在制定决策时充分考虑基层各种因素，开展工作时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基层落实者把工作干实干好；科学制定各种“率”，把“率”作为参照目标，而不是必须要达到的，以免误入歧途；政策下达前，文件的制定者要和执行者进行必要的沟通，避免对决策的曲解而造成的执行失误。在执行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修正，只有这样，才能少出问题搞好工作，把好事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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