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上，“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一是两个孪生的话题，从古希腊起便并肩登上了哲学舞台，迄今为止依然萦绕在许多哲学家的脑海里，如同噩梦一般长期挥之不去。一方面，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就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围绕下面的问题展开了著名的争论：如果说世界万物充满了为必然命运事先决定的因果链条，以致随机偶然的无序现象找不到多少立足之地，人们怎么还有可能从事自由的选择，并且为此承担自主的责任、接受相应的惩罚呢？[1]（436-457、467-469）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让英国哲学家伯林大伤脑筋的头号难题照旧是：要是“决定论”（严格说来其实是“不兼容论”）凭借因果链条否定自由意志的立场能够成立（他自己也承认无法证明这种立场是错的），人们有关自由选择、自主责任和道德褒贬的全部话语岂不是将根本改变了？[2]（5-34、128-130）这类现象很容易让人疑窦丛生：虽然哲学探讨的据说大多是一些很难找到确定答案的终极问题，但假如像这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哲学家们居然还是只能原封不动地重复此前的老问题，他们怎么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或者至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
足以加深这种疑问的一个事实是：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许多顶级思想家也曾着手对付这个恼人的课题，但他们艰辛努力的结果似乎也不见得好到了哪里去。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典范，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头号大师康德了。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这位创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晦涩思辨体系的思想家试图诉诸一个日常生活的具体案例——“某人恶意说谎而造成社会动荡”的“任意行为”，围绕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现将他的论述摘录如下：
“我们首先回溯这个行为的经验品格的根源，诸如糟糕的教育，不良的交往，缺乏羞耻感的恶劣天性，浮躁轻率，同时也没有忽略诱发性的偶然原因。……不过，尽管我们相信这个行为就是这样被决定的，却依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不幸天性、影响他的环境、他从前的生活方式就减少对他的指责。因为我们假定可以不考虑他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造成的，甚至把这些条件的已逝序列当成是从来没发生过的，而将这个行为看做是对于先行状态而言完全无条件的，就好像他自己在这个行为中完全自行地开始了一个新的后果序列似的。这种指责建立在一条理性的法则上，我们依据它把理性看成是一个本来能够和应当不顾上述一切经验性条件而对人的行为做出另一种规定的原因。……这个行为被归因于他的理知品格，此人在说谎时犯下的罪纯粹是他自己的。不受这个行为的所有经验性条件影响的理性是完全自由的，因而它也要完全归咎于理性的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