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逝。温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皇上对侍臣说：“温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精神耗竭，我看他身体撑不住，已经两年了，后悔没有让他过过安逸日子，竟然早死！”（温彦博享年六十四岁，在那个时代，不算早死了。李世民大概想不到，他自己只活了五十一岁。）

3、

六月四日，皇上前往明德宫。

4、

六月六日，皇帝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都令子孙世袭。六月十五日，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世袭，除非有重大事故，不得黜免。

5、

六月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

秋，七月一日，大雨，穀水、洛水泛滥，溢入洛阳宫，毁坏官衙、民居，溺死者六千余人。

7、

魏徵上疏，认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从陛下登基，已经有十几年，然而道德教化还未能完备，是因为陛下对待臣下之情，还未尽诚信的缘故。陛下立政施治，必定委任给君子；但是，对事情办得怎么样，有何得失，却去访问小人。对待君子，是尊敬而疏远；对待小人呢，则轻浮而狎昵；狎昵则言无不尽，疏远则下情不能上通。一个中等智力的人，岂会没有一些小聪明！但是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思虑无法深远，虽然竭力尽诚，仍然不免有失败；何况内怀奸邪，其所造成的灾祸，能不深重吗！君子也不能没有一点小过，只要不有害于正道，也就可以了。既然认为他是君子，又怀疑他，不信任他，那不就好像竖起一根直木，而怀疑它的影子是弯的吗！陛下如果能谨慎的选择君子，礼敬、相信、任用他们，何愁国家不治！否则，危亡之期，不能保证不会到来。”

皇上赐手诏褒奖说：“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身居宰相高位，不能直谏，而私底下跟自己子孙说，夸耀自己的明智，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您的进谏，朕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我会把你的奏折放在几案上，以比弦韦。”

华杉曰：

何曾的事，见公元309年记载，他看见皇帝和大臣们整日清谈，回家对子孙们说，这国家要亡了。但是，他却不能向皇帝进谏。所以，李世民说他是最大的不忠。

以比弦韦，这是经常使用的典故，之前出现过。《韩非子·观行》: “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用事物来警勉自己。韦，是经去毛加工制成的柔皮；弦，是弓弦。

这一节关键是这句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看了两个其他白话文版本，都译错，译错的原因，我想是因为译者本身并不重视这些话，大家读历史，只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考证那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历史考试甚至要考哪件事是哪年发生的。但这不是学历史的意义，宋神宗的《资治通鉴》序言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读史是为了增进自己的品德和修养，要读的呢，就是“前言往行”，古人当时说了什么话，讲了什么道理，以什么为行为准则，然后采取了哪些行动，有什么后果。把这些前因后果都琢磨透了，才能达到学历史的目的：“知兴废。”知道怎样做能成功，也知道怎样做会失败。

对这句话的翻译，柏杨版译为“双方同意的承诺，在承诺之前，已经互信。政府法令条文得以执行，在条文之外，定有诚意。”黄锦鋐版译为：“相同的言语，如果可信的，在未说之前，已具有真实；相同的法令，如果可行的，在法令之外，必含有诚意。”他俩译的不一样，肯定至少有一个是错的，或者都错。我认为都错，因为如果“前言”是这个意思，跟“往行”对不上，我们读了，也不能“畜德”，增长不了什么品德。

读古书最怕遇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字都很简单，但连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不明白。这样，我们就需要去查找他的上下文。在《后汉书》里，范晔也引用过这句话：

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

季文子的妾不穿绸缎，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就批一床布被，汲黯却讥笑他多诈。事实没有什么不同，而一誉一毁，评价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是“体之和利之的差别”吗？宣秉、王良身居高位，而宣秉甘于淡泊，王良的妻子甚至亲自挑柴薪，可以说都俭朴得过分了。然而当时世人感叹他们的清廉，君王赞扬他们的节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真诚吗？古话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先；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正是这样啊！

上下文对照，意思清楚了：同言而信，信在言先。同样的话，有的人说出来让人相信，有的人说出来别人不信；因为信任在他说话之前。人们信任他，他说什么话都信；人们如果不信任他，他说什么话都不信。这不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会吗？我们首先信的是那个人，然后才是他说的话。所以，魏徵说李世民，“然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诚信故也。” 你平时都没有以诚待人，没有建立诚信，怎么能得到一个道德教化的理想社会呢。我们领导一个团队，也要想一想，自己平时有没有以至诚待人，如《中庸》所言，至诚无息，至诚待人待事，在人和事上没有选择性，在时间上不间断，没有停息，对每个人，处理每件事，都推其至诚，这样团队的凝聚力，工作氛围，一切都好了。

同令而行，诚在令外。同样的命令，有的能得到执行，有的得不到执行，还是一个“诚”字，为什么政令不出朝廷，因为下面人知道你心不诚。你安排君子去办，又去问小人“他办得怎么样”，小人肯定说他不怎么样。那办事的人也就办不成事了。

这句搞清楚了。但是，又迁出一句，“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什么意思？后面那个，“体之和利之的差别”，什么意思？这又是那种，每个字都很简单，都懂，连在一起就不懂。

前半句容易，以仁为利的人，知道行仁义能得到利益，他就行仁义以谋利。后半句呢，体义者，利仁，是以仁为利；体义，就是以义为体了。那么，什么是“体”呢？训诂的办法，就是再找其他地方这个字是怎么用的。找到了，董仲舒，《春秋繁路》：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

上天降生人类，就让人有了义和利两个需求；利是用来给养自己的身体的，义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内心的。心中没有义，就得不到快乐;身体得不到利，就不能安适。义，是修养内心的；利，是给养身体的。而身体那部分最重要呢？当然是心最重要。所以，要给养身体，最重要的还是义。

如此，“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意思也清楚了，那本身就把“义”当成自己身体第一需要的人，他不需要为满足自己的身体需求为目的，也能在义的道路上“无人驾驶，自动巡航”，一举一动都符合义，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前后联系起来，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道理，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就是学知利行；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就是生知安行。

全部的儒家修养，可以浓缩为一个字，就是“诚”。至诚无息，至诚如神。做到至诚，就是圣人，而且超越圣人，是神。这就是魏徵要告诉李世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