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打算自杀的时候，总是惯于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桥上、楼顶上、悬崖上。」
──何伟：《江城》
前两年上海华东师大学者江绪林自杀的新闻，悲痛之余，想起自己曾经于华东师大学习，故作此文以试图从哲学与心理学角度，剖析悲剧，并提出避免悲剧的可能方法。
2013年，我来到上海华师大当交换学生，习惯注音符号的我，在用汉语拼音的计算机前，吃力的查找图书馆数据。我试了一会儿，选择不再跟输入法死嗑，转而漫步于书架间，先认识一下新学校的气氛。
《江城》是我偶然在书架上找到的一本书，作者何伟是美国人，本名Peter Hessler，这本书是他1996年到四川涪陵师范学院（今长江师范学院），任义务英文教师的生活纪录与反思。
当中有一段记载，与何伟同至涪陵服务的亚当，第二学年开学的时候，发现班上一位叫珍妮[1]的学生没来上课。亚当问班长珍妮去了哪里，班长说：「她死了。」
那个夏天，珍妮跳桥自杀。
对于珍妮的死，何伟从他在农村的观察，引述了他对此事的分析。一般人对农村的概念之一是贫穷，但贫穷并非杀死珍妮的原因。何伟写道：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2]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
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
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这一段故事，当时引发我对「自杀」议题的哲学与心理思考。到底超出珍妮所能承受的是什么？为什么珍妮承受不了，其他人却能承受？承受不了的处理方法，为何是自杀？
并且如珍妮一样，中国历史还有其他以坠落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例子：
屈原，投汨罗江自尽。
王国维，自尽于颐和园昆明湖。
张国荣，从饭店窗户跳下……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撇开如张国荣等饱受生理机制失衡影响的重度忧郁症患者，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些自杀的生灵，回应珍妮带给何伟的生命议题？
我想起一项十分古典的理论，就是「认知失调」。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以及先秦时期，孔孟谈论一个人在想要做坏事，或者已经做坏事之后的良心不安，都是一种认知失调的表现。
近代对认知失调着墨最深的，是美国心理学家范士庭（L. Festinger）的解释，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保持心理平衡的倾向，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内在认知与外在行为和谐一致。失调大体现形为两种情况[3]：
1.当内在认知与外在行为不一致，使个体觉得紧张，因此产生欲行恢复平衡的内在动机。
好比对某些学生而言，逃课是「不对的」，但他还是逃课了。或者某些想要戒除自慰的来谈者，他们通过自慰获得快感，又同时苦恼于自慰之后的罪恶感。
2.对同一事物有两种以上的认知，而这些认知之间彼此有矛盾，致使个体认知上产生冲突而引发心理失衡现象。
就像我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画面，在一个人思考时，肩膀两边出现天使与恶魔，提供他向善或向恶的建议，两个建议都在某个程度能为自己带来好处，并有其道理，使人无法做出抉择，引发内心的压力。
用古典哲学来解释，这两种情况便是两种真理：
1.存在的真理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名实相符」，譬如当我们在谈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质确实符合我们对它的认识。反例就好比指鹿为马的故事，当我们非要接受一匹鹿是马，就会造成我们的认知和行为（承认）之间的冲突。
2.逻辑的真理
好比今天地湿了，可能是天上下雨造成的，或者有人泼水造成的，无论是什么原因，至少在逻辑上有一个合理的推理。
但有些事情的推理并不符合我们简单的思维逻辑，好比当一位女孩感觉有个男生对她很好，她认为这个男生在追求她，结果当她试着要跟男生谈恋爱，男生却表示自己只是把她当亲妹妹，这时女生可能就会遭受一个认知上的冲击。
§成长：内外整合的历程
除去道德的外衣，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建构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就是认知系统，指引我们的行为。
但这个世界并不受我们的认知系统控制，我们的自我认知，很多时候都是一套主观解释，他只能跟随现象，无法左右现象。就像我们可以分析高考选系的各种要素，但不意味着那些考虑肯定能满足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成长是学习去自我中心的历程。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们哭闹就能得到父母的关爱，满足我们的需求。
但当我们渐渐长大，我们会明白自己的有限性，这会对我们的认知带来冲击。健康的心理发展，会使一个人不因为感受到自身的不完美，产生过份自卑，以及依旧想操控一切的妄想。
一旦操控不了，就会产生失落感。自杀象征完整的，可预期的结局，就像把生命的圆种种无法预期的缝隙都给补上。
心理学家曾奇峰认为「自杀是极端自恋的表现」，这和范士庭的认知失调论不谋而合。
范士庭举了一个例子，他研究那些老烟枪，发现他们尽管接收到各种科学证据，证实抽烟对身体极其有害，但他们还是会自行找出一套「合理化」的解释，通过这套解释「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种形同自我欺骗的方式，能让内部认知和外在行为重归一致，消除认知失调。
当这种使自己的认知合理化的想法，和妄想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用来强化自杀的念头，再加上一点冲动的情绪，就很可能促成一个人实行自杀。
§不合理的合理化：屈原与渔父
以前面谈到的屈原为例，《楚辞．渔父》中有段故事，屈原在投江前和渔翁对话，屈原悲叹，我今天被楚怀王放逐，都是因为这个世道大家都堕落了，就我一个人洁身自爱。[4]
渔翁听了，便点出屈原思想中的片面偏执，表示圣人之所以能够解决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往往就在于他们懂得变通，反问屈原今天被放逐，不就是因为自以为清高，不肯顺应世理的结果吗？[5]
屈原反驳，表达了自己宁愿跳江自杀，也不要让这污浊的世道玷污了自己的清白。[6]
渔翁笑答，清澈的水可以用来洗帽带，混浊的水还是可以拿来洗洗脚。说完就划船离开，不再理会屈原。[7]
某个层面来说，屈原将自己自杀的动机和目的「合理化」。有时，强迫自己将某些事情合理化，这本身就会带给自己更大的压力，把自己的情绪逼到极限。
我想起有次来了一位中年来谈者，他自责不够孝顺，他逼着自己承认虐待自己的父亲是好父亲，但实际上他的父亲一直都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于是他给自己父亲的暴力行为加上了许多「不得已」的解释，幻想出那些父亲对自己的暴力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爱的原因。但每当父亲继续对他施加暴力，来谈者就会饱受一次内心煎熬。他希望我帮助他重新找回对父亲的爱跟尊敬，即使他得面对父亲种种伤害行为。
§僵化的逻辑推论：王国维论欲望
我们的认知系统并不总是能禁得起自我检视，因为每一次认知上的打击，都像是在告诉我们，非但我们不完美，世界（他人、环境）也不完美，而在这个不完美的集合体中，我们过去引以为生活目标的种种希望，可能都是一场空。
假如屈原是罔顾了人生的现实，只愿意承认一个道德理想的乌托邦。那么王国维的死，则是在承认现实的痛苦中，加强了对现实痛苦的困境所导致的悲剧。
王国维在其所著之《心理学》中，将欲望的状态分为四种：
第一、恐现在之快乐之灭亡，欲求其永存而用力者；
第二、别无所希望，但求免现在之苦痛者；
第三、不问现在之状态，唯求于将来得快乐者；
第四、欲必将来之苦痛是也。[8]
王国维以为，人生之初人心只有感情现象，有了理性就开始思考、担忧当下与未来，引发快乐与不快乐的念头。但能够满足欲望又需要理性，理性若能找到满足之法便快乐，找不到则最终将导致主体的灭亡。[9]
毋宁说，王国维的逻辑推演是缜密的，但他推演出来的却是一套通往空无的存在观点。江绪林和王国维看见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空无和困顿，看见一个人的渺小与卑微，这都是生命的真相，但当我们过份着眼于这部份，却会同时失落生命另一面的光明。
当我们只看见黑暗，我们很容易感到无助，选择在黑暗中坠落。
§避免自杀悲剧的一般性原则
试想今天你是汨罗江边的渔父、昆明湖畔的游人或与珍妮巧遇的咨询师，或者我们就是平时关切他们的朋友，我们该如何避免悲剧发生？
总的来说，正如「台湾自杀防治中心」指出，自杀发生的心理状态大体有三者：矛盾（认知）、冲动（情绪）、僵化（将自杀行为合理化）[10]，三者中有两者其实都是认知失调的结果。
按中心专家的建议，只是一味否决他们想要自杀的念头，或是告诉他们还有更悲惨的故事，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我们得意识到，自杀者在自杀之前，是「求助者」，但求助者不等于「弱者」。我们能给予最主要的支持，就是「不带批判性的聆听」，专注对方的感受，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与意见。
强力的指责，或是缺乏同理心的批判，只会让来谈者在对外的认知上筑起更高的墙，反而强化了他自身原本失调的认知误区。
接着我们可以进行对来谈者自杀可能性的评估，譬如了解他的自杀计划，如果谈到自杀工具，（可能的话）试着移除该工具。
若当下情况危急，留下来陪伴他，用时间换取空间，尤其当自杀者的自杀冲动得到舒缓，自杀的行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复发。待对方自杀念头暂时解除、情绪和缓之际，建议趁此期间寻找能够提供支持的资源，譬如带他去看咨询师或相关机构求助。
§健康的合理化：走出自我方能内外和谐一致
这里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曾国藩也曾如屈原一般，感叹人皆为一己之私而活，赵烈文告诉他：「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
确实人性中都有对钱财、权力等私欲，但要成就一个良序社会，必须建立在普遍人性的理解上，点醒了曾国藩。
回到认知失调的理论上，我们是否能从认知失调的理论本身，避免自杀悲剧？
实则认知失调的理论有其积极面，人生中的许多课题，都会引发我们的认知失调，好比小时候长辈教导我们要诚实，可是长大后却发现诚实不见得对自己有利。
然而，这也是生命的契机，使我们有机会在失去内心与环境的和谐一致时，重新整合自我与环境、他人之间的定位。
故重点就在于成长过程中，建立一般到道理的价值观之外，亦不失通达、接纳与开放的情商培养。使合理化趋于真正的合理，在不断接纳新知的人生进程中，随着时代一起成长，保持个人内在认知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对话。
最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悲剧，每出悲剧下都有一套个人处事的价值观。我想起印度禅师奥修（Osho），他以为这些悲剧其实都来自于头脑的幻象，这个幻象或许就是一种认知失调的表现。当我们为自己的幻象做了太多的投资，我们就舍不得从幻象中走出来，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融在幻象里面。
奥修说：「唯一可能的成熟就是透过生活。」
故自杀并不是我们成长的答案，自杀是对成长的彻底逃避，死亡断绝了所有成熟的可能。
那么咨询师，或者家长、老师能在成长上能做什么？其实就是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认知环境。举例来说，对于「该不该告诉孩子圣诞老人是真的，还是假的」的问题上，你会怎么做？当孩子问他从哪里来，你会说「他是从石头里头蹦出来？」，还是给他趁机科普性知识？
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随着每个孩子不同的成长历程，给予适切的教育，以确保一个人人格发展不同阶段的完善。
所谓「完善」不是建立在成人自己不好意思，或者过分天真的基础上，好操控孩子成长的速度。所以塑造环境的目的，是让孩子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成人的存在仅仅是辅助。
学习面对现实，但又不把现实看得偏颇而极端；学习接纳关系的快速变动，人世的物换星移。就像我们在孩子学步的过程中可以在地板上装设软垫，避免他们跌倒受伤，但不等于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一座无菌室。
直到有天，我们幻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逐渐和谐，这并非需要我们开创一个世界，只有极度自恋的人才会以为自己是神。也不看最后伟大的成就，那只会使我们忽略所有当下的快乐，将人心寄望在未知的另一个幻象之上。
也许生活并不美好，但成长做为一种改变，而改变意味着可能，意味着希望，唯有活着才有办法促成美好的改变发生。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既是求知的孩子，又是照料自己并与世界对抗的成人，所以我们需要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互助的关系与社群。
在逐渐和谐的历程中，感受每一个当下小小的快乐，这不是委屈与卑微，而是回归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在不完美中臻至个人生命最大的满足与光辉。
[1]书中对于学生的名字皆用他们在课堂取的英文名字代替，保护学生的隐私，方便叙事。
[2]按最新的研究统计，自杀已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全世界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1,000-2,000万人尝试自杀，5,000万-1亿2,000万深受自杀或有一个近亲或同事企图自杀的影响。亚洲占全世界自杀率的60%，那么亚洲每年至少6,000万人受到自杀或企图自杀的影响（Beautrais,
2006）。参阅「台北市政府自杀防治中心」统计资料，http://tspc.health.gov.tw/research.html
[3]郑芬兰，《教育大辞书》，2000.12，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3442/
[4]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5]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6]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7]「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8]中世纪哲学家多玛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在谈人的「不明智」有十种，王国维此处说法便类似其中两种，忧虑世俗事物（solicitude about temporal matters），以及忧虑未来（solicitude about the future），过度热切的关心导致忧虑，增加灵魂的负担。参阅潘小慧：《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台南市：闻道，2009.04。
[9]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2。页431-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