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品诗，常有人代冥灭，清音独远之叹。今年的《感动中国》亦如往年一样，引起如此广泛而又持久的讨论，他们或个体、或群体，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国际交流、慈善事业、扶贫攻坚、维护民族团结等各方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个国家的国家荣誉感、自豪感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引导作用。在这个崇高精神匮乏的时代，这些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热爱祖国、顽强拼搏的品质弥足珍贵，那我们，该怀着怎样的目的和情感谈论这一群人？

“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樊锦诗先生的人生抉择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她本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54年。她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莫高窟。

五十多年坚守大漠，筚路蓝缕，守护敦煌，给人很大的触动。恰逢近日重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对樊先生的人生抉择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识。《道士塔》一文中，数次描写敦煌画壁遭到破坏，“王道士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去，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莫高窟》中也有类似的语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成为了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人为的破坏触目惊心，让人扼腕叹息。

而且在清末民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各国冒险家们纷至沓来，满载而去。”单是斯坦因一次，就盗走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三匹马来拉。”可见敦煌破坏的严重和修复的困难，可知历代敦煌研究者们的不甘与艰辛。

“守住前辈的火”。樊先生依旧选择了一条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道路。在读到《都江堰》一文时，我对樊先生的抉择仿佛有了答案。“李冰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清澈的人类学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数千年前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在那个混乱的战国时代，没有局限于一国一地的狭小世界，怀着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历时数年，修建都江堰，将四川变为天府之国，福泽后世数千年。

曾在网络上看过林毅夫先生的一篇访谈，他十分推崇李冰，他说到知识分子的追求，“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求其在我，我自己能做什么能对这么一个目标做出贡献？这是中华民族一向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这也是所有国家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共同的行为准则！”

“横渠四句”便是数千年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注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樊锦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是因为她胸怀时代、民族与国家，她将自己放在了世界与历史的坐标系中，横轴是世界，对照世界，所在时代的文化、科技璀璨耀眼，博采众长、助力本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纵轴是历史，世界上下五千年，纵横捭阖、以古鉴今，创造创新、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钻研，求有真知灼见。

后辈如你我，怎能躺在安乐窝中安然享受？当肩负起时代、民族与国家的担子，放下名利、守住清寒，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