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老爷子提到的“多元思维模型”，是说好的方法不拘泥于某个学科的应用层，而是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
具体到管理学科怎么应用呢？
比如你的老板特别希望员工都能像你一样以公司为家，像他一样殚精竭虑把事情做好。
但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影响，又没有多少钱给员工，需要大家一起把业务做好了才有钱分。怎么办？
按照一般的思维，要么做不成，要么老板想办法筹款。
但如果应用分离方法，答案就很简单了，用股权绑定和激励人才。
再比如：
很多企业抱怨厉害的人都要高工资，而便宜的人又不好用，似乎工资和能力之间只能求一个妥协，怎么办？
按照一般的思维，只能招对工资要求没那么高的次优秀的人才。
但有一家咨询公司就不是这样。
他一边大量招聘便宜优秀的年轻学生，一边进行高强度的培训。
高强度的培训，使得在普遍3年入门5年熟练8年精通的管理咨询行业，公司的人才1-2年就可以担负起模块化的工作，而这时候的薪水还是童工水平。
利用了成才和加薪的时间剪刀差，实现了又要低成本、又要高质量的奇迹。
后来我读到詹姆斯·柯林斯的管理学著作《基业长青》，里面研究了18家顶级的老牌企业，发现这些企业能做到基业长青，都有一个共同点——我全都要。
1. 它们既有超越利润的目的，又务实地追求利润；
2. 它们既有相当固定的核心价值观，又勇猛地变革和行动；
3. 它们既有清晰的愿景与方向感，又进行机会主义的摸索与实验；
4. 它们既制定胆大包天的目标，又通过渐进式的演变和进步来实现它。
人如是，企业如是，国家亦如是。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什么能够承担起制造业大国的角色，不就是同时兼顾了看似无法平衡的效率与弹性吗？
传统思维中，柔性会降低效率，规模化会降低柔性，看似是无解的矛盾，却被中国完美解决了。
在微观上，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效益，在整体上又因为装配而具有柔性生产的特质。最终建立了深厚的产业壁垒，成为罗振宇口中的“制造业终点站”。
这不正是整体与局部的分离原理吗？
因为不愿妥协，既要效率又要弹性，我们才创造了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
最后的话:
做风口上的猪很容易，做逆风盘旋的鹰很难。
相比妥协折中与非黑即白，我全都要的思维并非我们天生就有。
它需要系统深度思考，颠覆式创新，排除万难，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但这样的创新正是核心竞争力的起点，也是巴菲特老爷子提到的护城河。
面对两难的矛盾问题时，多问几句，为什么不能同时做到呢？
不抱怨条件的限制，多维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持之以恒，成为创新性的人才，引领创新性的企业，带动创新的国家。
希望我们不用等风来，自己就能逆风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