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类理解具有一种叙述形式，作为自我理解的存在者，我们的生活可以被看作是叙事性的，且我们的同一性是被叙事地建构的
2.康德把人格同一性看作是反思性的自我认同，他强调由具有自由意志的实践行为来维系人格的同一性。
3.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则强调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他认为自我意识的形成需要以对方为中介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一个主体只能通过其他主体的承认才能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和品质，并与之达成和解。但同时，主体又会因为被承认了的特殊性而与他人形成对立，并引发冲突。发生冲突正是由于主体间相互承认各自的特殊性。这样，主体间的承认运动就在不断的和解和冲突的交替运动中，达到自我意识的新的维度。但在康德和黑格尔眼中，鉴于作为权利担保的人格的普遍性，这种地位不能被任何个体的、生理的或社会的特殊性进一步限定。
4.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指出，要确定人是否维持了一种连续的人格同一性有太多的障碍要克服，更有效的思路是认为同一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非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问题。对帕菲特来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连续性。因此我们最好将人格同一性和自我看作是具有程度差别的概念，而不是将人格或自我作为单一的实体。
5.自传式记忆提供的并不是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心理关联，相反，自传式记忆是主体通过有意无意的选择而建构的一种自传体叙事。并且，自我的统一性程度取决于其叙事统一性的程度，即一个人将其生活经验加以整合的程度。
6.我们的叙事同一性的形成一定是包含着他者的维度的——听者和共同讲述者一起建构了我们的同一性。
7.叙事是人类将其在时间中的经验组织为有意义的整体的主要手段。
8.叙事推理是两种基本的人类认知模式中的一种。另一种模式是逻辑—科学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一种是理性的、分析的，另一种是情感的、综合的。当我们以认知的方式认识世界时，我们识别模式，辨别联系，提出假设并验证它们，这是分析的方式。但我们也通过对经验、物体和符号进行编码来情感地体验世界，识别出对我们来说好或坏、恐惧或安全、有希望或令人沮丧的经验，并试图将这些经验加以整合，以理解事件对于我们的意义。这两种模式不可化约，但可以互补。每一种模式都提供了一种组织经验和建构现实的方法。它们各有其运行原则、评价标准以及不同的验证程序。
9.叙事提供的解释是基于语境和文本的，而逻辑—科学提供的解释是独立于时空语境的；但两种模式都是创造意义的合理方式。叙事因果性不同于逻辑因果性，逻辑—科学的模式展示了一种经验推理，它旨在证明命题的真理性；而叙事模式展示了一种叙事推理，它通过对部分的整合来理解整体的意义。
10.尽管叙事连贯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它依赖于三个关键维度：年表、背景和主题。为了使叙述连贯起来，必须以一种清楚地描述行为的时间顺序（年表）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它必须在时间和地点（背景）中定位事件，并且必须提供足够多的细节和论述，以有意义的方式将行动串联起来（主题）。它不仅包含了事件，包含了参与事件的人，还具有特定的视角，从而使这些要素呈现出一种叙事的结构——连贯、富有意义、带有评价性和情感性的输入。
11.事实上，叙事自我的主张更适用于对社会自我（social self）的说明，而非对本原自我（primal self）的说明
12.叙事主题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涉及能动性，另一个方面涉及共融（communion）。能动性的主题包括权力、成就、个人掌控、对他人的影响、地位与独立性等问题。共融的主题关注的是爱、亲密、友谊、对话、依恋关系和成长等问题。
13.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他的《社会认同》中梳理了欧洲知识传统理解人性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将人看作“自主的”，另一种模式将人看作“易塑的”（plastic）。自主的自我唤起反身性和独立性。它将关注点放在人的内部。虽然这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待自身的方式，但它也是一种焦虑和不确定的形象。它将世界看作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个体从中获得进行道德判断所需的偏好和感受，而不是获得外部权威的指令或责任的位置。它类似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说的“异化”或碎片化，或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说的“失范”，以及麦金太尔所描述的“情感的自我”。另一方面，易塑的自我被看作是集体性的一种附带现象，它是被决定的，而不是自我决定的。它将关注点放在人的外部。从涂尔干那里获得灵感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提供了关于这个主题的社会学经典论述。这种自我模式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论点中达到了逻辑终点——并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获得了响应——“自主的主体”是一种意识形态概念，它愚弄了个人，让他们自以为能够控制自身的意愿。所以他们“自由地”接受了这个概念。
14.叙事是一种理解自我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极佳方法，因为叙事不仅在个体的层面运作，也在社会的层面运作。在个体的层面，我们需要调动叙事的手段来理解自我（自我认同）和维持自我（人格同一性）；在社会的层面，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叙事（故事库）影响到自我认同的建构。叙事是一种将我们在时间中的经验组织起来的方式，但这种组织方式是透过理解和阐释来发挥作用的。我们的理解和阐释一方面是个性化的，它们总是透过“我”的视角而起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叙事模板，帮助我们组织和理解我们的经验。因此，这两个层面不是隔绝的，而是以复杂的方式进行着互动
15.解释学的叙事理论认为在自我、叙事和能动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它认为，人是能动者，而人的能动性源自一种叙事的努力。要成为能动者，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对于他人来说都得是可理解的；我们的行为必须有意义，它不可能简简单单地被自然主义的术语所把握，而需要我们在叙事的语境中来阐释我们的行为。
16.利科认为，“我是谁”的问题不可能被完全说清楚。因为当询问“我是谁”的时候，我就落入了探究的领地；我既是探究者，又是被探究的结果。这一独特的循环揭示了自我的辩证本性，因此我们需要解释学的方法。解释学的循环在具身的主体性中有其根源。利科吸收了马塞尔的具身的主体性的概念。马塞尔认为，具身的主体性是一个根本的困境，这一困境处于反二元论中：我和我的身体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同的实体。我的身体既是我之所是，又是我所拥有的：正是通过我的身体，我得以想象、感知和体验；但我也通过我的能动性对我的身体进行了某种工具性的运用。然而，这种能动性与我的身体又是不可分的。[插图]“我”的所有感觉和体验正是借助身体才得以可能。我的身体在构成我的感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感知的意义必须在我身体的处境中被阐释。其结果是，关于我自身以及世界的知识不是由精确的知识构成的，而是一种复合的论说——由客观的、主体间的和主体的生活经验合成而得到。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知识，包括有关我自身存在的知识，都是间接的，需要介导和解释。这也意味着自我理解永远不可能被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所说的那种“内省的直观”所把握。相反，作为人，我们从未完全把握自己，我们是会犯错的生物。因此，“我是谁”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事实，而是某种我必须去获得或创造的东西，我必须见证这种创造。
17.个性的持久性反映出“谁”与“什么”之间的黏合性，“我是谁”与“我是什么”似乎缠绕在一起，难以区分。人们通过我们的个性认识我们，且当我们违背个性而行动时，他们会感到惊讶。因此，个性看似就是相同性表象下的自身。而守诺则体现出在种种变化中持守承诺的努力，即在自身性中维持相同性的努力。守诺是作为能动者的“我”面对时间中的种种变化而坚守自身性的伦理抉择。如果说相同性的问题可以用概括性的术语来描述，那么自身性的问题则要求一种个人化的答案。
18.对利科来说，叙事同一性既不是不可改变的实体，也不是语言的幻觉。同一性所带来的自我连续性是在生活的变化中创造自我一致性的叙事的产物。叙事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一种连贯感和时间上的统一感。
19.我们试图从中创造出一个能够解释相较于他人我是谁的有意义叙事。通过对过去经历的情节化，我们将过去经验的异质性予以吸收。去探寻一个人的同一性就是去承担他对过去负有的责任，将其纳入他目前的“经验空间”以及他对未来的“期望视域”中。这是一种将我作为能动者主动完成的事件以及我作为被动者受苦的事件加以整合形成一个叙事整体的尝试。
20.叙事因此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工作，它构建了统一的情节，使用语言形式对我们在时间中体验到的活生生的多样性和统一的行动时刻之间进行调节。通过将历史事件组织为一个叙事统一体，共同体和个人可以提供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希望如何标记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的证词。这种预塑形——塑形——再塑形的过程，为生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叙事所提供的是假想的语言模式或生活样态，通过将叙事与生活重新连接，即通过重新将文本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相连，我们可以识别出我们是谁。
21.模仿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由情节创造的叙事统一性的内部逻辑能够赋予叙事的各要素间一种必然的关联。情节化以此方式从时间的连续性中创造出一种因果的连续性，从而让叙事变得可理解和可信。
22.叙事关注的是连贯性和结构，而不是创造某种特定的经验。尽管如此，重新叙述过去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怀有希望地重新想象和重构未来的可能性。正是这一永不被耗尽的过程成为哲学和文学的养料。
23.像文本一样，生活体验本没有内在意义。经验总是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塑造，由历史构成的阐释视野塑造了我们对经验的解释，反过来，新的经验会启发我们重思过去的经验，质疑和转变我们先前的理解和我们的自我理解。我们总是已然缠绕在各种故事中，通过与文化叙事的对话来书写个人的叙事。生活和文本不是既定的塑形；相反，它们在阅读和阐释中成为完整的作品。阐释受到文本的启发和约束，但它们也同时锚定于读者的想象中，因此假设生活经验可以与叙事的形式完全分离是错误的，似乎生活是现实的而叙事像小说一样。相反，行动总是象征性地被介导的，符号、象征充当了准文本，介入到我们对行动的解释中。
24.利科对主体间性的重视令他看到，一个人的同一性始终是通过与他人的对话产生的，这个话语空间充满了相互冲突的阐释。因此，我们与其他人一道成为我们生活故事的作者。主体性不单单是主体内省的产物，更是主体间合作的结果。
25.道德哲学的语言已经成为一种用来操纵他人以维护其任意选择的道德修辞。麦金太尔将其称为“情感主义”。“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和所有具体的道德判断都只不过是偏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达，只要它们具有道德性或评价性
26.它没有准确把握道德生活的事实，因此对道德生活缺乏有效的解释力和洞察力；它只专注于在理论上建造某种刚性的普遍规则，但这种空洞的规则对复杂的现实情境以及人性的特殊性而言没有太大的指导作用。
27.我们从一个叙事框架中看到他们。要理解这个人在做什么并不需要心理学的推理或模拟。我们对别人的理解并不是通过钻进他们的头脑，进入他们意识的地图，而是进入到他们行动的地图中，了解其行动的意图和意义。行为者的意图需要从因果上和时间上进行排序，并且这种排序要参照背景设置。这种排序表现为一种叙事，一种特定的叙事因而成为刻画人类行为的基本类型。将发生的事件识别为一种行为，就是在一种叙述类型下识别它，这种叙述类型能让我们了解行为者的意图、动机、激情和目的，即讲述一个能解释行为者意图的故事。
28.我们如何能够确信，我们是在真实地理解自己而不仅仅是在回顾性地幻想？
29.人是能感受到事物重要性的存在者，是意义的主体。人的存在取决于事物对他而言具有何种意义，这些意义或多或少地取决于自我的解释。我是谁，对我而言依赖于什么是有意义的。要回答意义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定位在一个拥有性质区分的空间里，进而具备评价我们欲望的能力，这样才可能形成自我认同。要成为一个自我，个体需将自身置于一个有着叙事结构的善的空间中。叙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构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行为者将其生活理解为一个朝向善的整体。对欲望的反思性评价是一种叙事评价，通过这种评价，“我”的生活受到“构成性之善（或超善）”的塑造。此外，自我认同是一种反思性的自我理解，它需要在主体间的对话语境下产生和维持。“我”始终处在与其他对话者的关系中：一方面处在与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至关重要的对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处在与那些对我掌握自我理解的语言至关重要的人的关系中。
30.在强评价中，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的动机、欲望和生活方式的质的价值。他指出，引入强评价和弱评价的区分就是在不同类型的自我之间作出区分。一个只能进行弱评价的主体只是一个简单衡量者。而有能力使用具有评价差别的语言的行为者，才可以被称作强评价者。相对于强评价者，弱评价者的生活缺乏所谓的“深度”。
31.我们为什么要寻找最佳的叙述？因为我们始终在寻找那种最能真实反映我们内心的理解，能让我们最为接近激励我们行动的价值源泉的叙述，在这一追寻的过程中，我们的自我感（自我阐释）也得到了塑造。
32.叙事研究因此致力于揭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世界和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我们的道德能动性就表现为我们有进行强评价的能力，而我们之所以能作出强评价，是因为善向我们指明了方向，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这个价值世界或意义框架的存在是先于我的自我认同的，我恰恰是通过强评价而定义了我是谁。在朝向善的过程中，我们将自己的生活看作一种叙事的探求。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并非独白式的探求者，而是嵌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一个通过不断与自我、与他人、与大地和灵性之境进行交流和对话而形成自我认同的人。我们的自我阐释不仅包括对“我是谁”的明确（explicit）回答，还包括我们在生活中隐含的定位（implicit orientations）。我们的认同包括了隐含层面的情绪反应、实践的定位、关于如何做（implicit know-how）的隐晦知识和明述的自我阐释。
33.谢特曼提出，对人格同一性的讨论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关注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即什么构成了一个人在时间和变化中保持为同一个人的逻辑上的充要条件。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想要澄清的是一种人格的标准，令一个人从早先的时间持续到后来的时间的条件。谢特曼将其称为再次确认（reidentification）的问题。另一个方向关注的是一系列实践的问题，它需要考虑以不同的人生阶段之间的何种关系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关切、诸如对未来的审慎关注、对过去行为的悔意或忏悔、道德和法律责任的归属、及持续的财产权利等。谢特曼将这类问题称为特征（characterization）的问题。所谓特征的问题，关心的是一个人是“谁”，或什么样的特征让他成为拥有独立意识和第一人称视角的人。
34.一旦我们审查支持心理连续性理论的理由，我们会发现这种方法受到四种实践关切的激励：自我利益、道德责任、补偿/回报和存活。首先，对我而言要紧的是我仍然作为同一个人而活着，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利益才能得到实现；其次，我要为我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接受相应的惩罚和奖励）；再次，我因我的牺牲以及努力而获得回报；最后，我继续活着，而不是像我的某个人继续活着。这些反思性的实践关注令我的心理连续性成为第一人称的。根据这种观点，人格同一性之所以要紧，是因为我继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存活和体验着。
35.将一个人所有的本质属性融合为一个不可被化约的人的是各个特征多维度的互动。思想、记忆是通过由自我构成的叙事带来的共同意识和时间延展而形成的。这种时间性的影响往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延展。谢特曼通过对洛克的占用（appropriation）概念的解释来说明这一过程。一个人通过记忆占用其过去的行为和经验。通过预期将会拥有何种经验而占用其未来的经验。总而言之，一个人在时间中向两个方向延展而构成自我。在回溯的方向上，一个人可能会阐释和重新阐释塑造其生活的过去的事件；在前瞻的方向上，一个人会被预期的未来事件及经验所影响并积极行动。一个人正是通过在从心理上有控制的两个方向上的占用、阐释与预期，将其经验整合为一个人的生活。
36.什么是一个可允许的叙事？一个人的叙事需要有多大的统一性才能成为这个人的叙事呢？谢特曼给出了两个约束条件：一个是阐述的约束条件，一个是现实的约束条件。如果某个叙事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缺乏有意义的关联，那么这个人的生活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个人叙事。现实的约束条件要求一个人的叙事原则与现实之间必须存在对应关系。一个人的叙事要在宽泛的意义上符合他所处社会的人格的规范。尽管不同的人在这方面的“正常”程度有差别，但至少应满足社会规范和其所在共同体的最低要求。
37.出于对叙事的社会维度的重视，她发展出一种对人的社会理解和文化理解，这种理解放弃了新洛克主义者和动物主义者在人的动物性和人格之间作出的尖锐区分。她提出，人是通过去过一种人的生活而成为一个人的。它意味着在特定的文化中成为一个人就是被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制度、规范、实践、习俗、期望、态度所管理，去把握其所处的文化中的人的概念，然后将其应用于自身。在一种典型的人类生活中，动物性和更高的认知功能和实践关切被整合在一起。发展不是简单的能力增长，不是在动物性的基质之上增加一层自我意识或能动性，而是以文化的方式来处理动物性的特征而使其具有新的形式。在被文化孕育的人的生活中，与动物共享的那些实践任务、关切和活动被注入了更高级和更具人类特征的认知功能，这种融合赋予了人类生命以独特性。
38.人的生活不是任何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由相互关联的三个要素构成。首先，存在一些个体的属性——生理的和心理的能力及其所拥有的内在结构。其次，有一些活动和交往形式构成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人的日常活动、其被他人对待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是典型的被文化孕育的人类一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最后是人格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结构——一系列的实践和制度，为组成个人生活形式的各种活动提供了背景。
39.人的生活存在一种隐晦的叙事模式。所谓叙事模式就是说不同的生活片段和事件根据它们在整体的叙事序列中发挥的作用而获得意义。叙事是一种组织原则或一种阐释事件和人物关系的结构，它令我们得以理解人物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