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是那张铺着破旧毯子或细沙的土炕，还是那个总是很儒雅地穿着黑衣戴着金丝边眼镜拄拐杖的干瘦老人。但是我很肯定地知道，我脑海中残留的很多模糊不清的断片都是在那个小院中。

    小院很破旧，应该是典型的四合院吧。小院坐西面东，正对大门的是堂屋，堂屋中套着一个小套间，那里住着爷爷奶奶、也许还有三叔小姑小叔。北边的小屋住着我们一家，南边的小屋住着二叔一家。小院的西南角有一个很大的柴房，堆着柴火和其他杂物还有那口黑黝黝的棺材，那是爷爷的老屋；小院的东南角是爷爷他们的厨房。

      院门前面是一条通往村子深处的土路。马路那边是一条小渠，两边长满了羊奶子花，每到春天开满粉粉嫰嫩花，不久便挂满垂垂累累的鲜嫩的羊角。那是一种能吃的野味，记忆中我们常在那里摘羊奶子吃。

    据妈妈说爷爷以前是县城安保长。文化大革命中还是什么时候买了一辆进口的自行车，爷爷便到处给人说：国外的东西就是好。于是就给戴上了崇洋媚外、牛鬼蛇神的帽子，被放逐到了乡下，一呆就是几十年。在破四旧中，爷爷头顶纸糊的高帽子到处游行，没少挨斗。大概是因为文革中被整怕了，爷爷胆小怕事、畏畏缩缩，遇事能躲就躲，能避开就避开。我记事的时候，他也就六十多岁吧，腰已经明显地弓下去了。他总是坐在一张乌漆油黑的靠椅上，手拄拐杖在院外南墙脚下晒太阳；或者猫着腰，拄着拐杖一只手被在背后在院中踱步；偶尔会看见他弓着腰站在院门口向院外眺望。

    爷爷前后娶了两个老婆，大老婆姓崔，相传原来是酒泉城中的望族。生了大姑妈后这个奶奶就早折了。关于她我没有什么印象，在我出生前后她就走了。爷爷的第二任妻子进门时只有16岁，姓吴。她连续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小姑只比我大姐大一两岁，生完小姑五十岁的她就得肺结核，撇下年幼的小女撒手人间。

      爸爸是长子。妈妈嫁给爸爸时他是生产队的会计，大姐出生后，也就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年，爸爸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外出读书。为此妈妈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常说自己有旺夫命，一嫁过来爸爸的命运就大大扭转。

      作为黑五类，当时我们家很受村里人的歧视。据妈妈说不管是分粮分活，就都要被人欺负，分到的都是最差的。爷爷不敢争，爸爸文弱，只有逆来顺受。妈妈嫁过来后出了很多力，吃了很多苦，更受了很多气。但是很快泼辣能干的妈妈就扭转了局势。家里的男人不敢吵不敢争妈妈就挺身而出。靠不上男人的妈妈变得越来越能干越来越强悍，慢慢扭转了乾坤。几年过后，连村长也惧妈妈三分；再后来，妈妈就成了村里的队长，家里人也算吐气扬眉。

      爷爷对外懦弱，对家里人却是非常有权威，对子女老幼尊卑、男尊女卑礼节上的约束非常多，家教很严，该守的规矩一样不含糊。全家人对爷爷都是又敬又畏。这种局势下爷爷就和野性不羁的妈妈有了很大的冲突。爷爷要妈妈朝西，妈妈偏朝东。我小时候印象中妈妈和爷爷经常在小院中争执：妈妈倔强地昂着头，爷爷气得胡子乱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为了让我们吃饱肚子常去生产队的田地里偷点菜，玉米什么的，爷爷看见就惊慌不已，大骂妈妈是贼，败了门风，给家里惹祸。他们为分家争，为分房子争，为柴火争，直到爷爷老得争不动。至今我脑子中深深地印着一幕：一个漫天黄沙的黄昏，我和堂弟每人拉着一个破鞋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打圈圈；堂屋前爷爷和妈妈吵得脸红脖子粗，那天天空是昏黄的，沙子迷了我们的眼，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年的腊八。妈妈是在恶劣环境中努力找生存空间的斗士，而爷爷则是在畸变的年代对外含辱隐忍苟且偷生，对内妄想保持旧日的威严和家风。

      那个堂屋我们很少进去，里面总是很肃静。堂屋正中墙上挂着一个古老的黄铜挂钟，到整点随着钟摆的摇动会很忽然地发出响亮的铛铛铛的报点声；钟摆下方是一张乌木方桌和两把椅子，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家里的家谱，家谱表面是木制的乌黑，翻开是黄色的缎面，里面折叠着发黄的扉页。在铁矿上班的三叔铁矿回来时，带回漂亮的三婶和表妹，堂屋中才第一次有了生机和欢笑声。三叔是是爷爷最喜爱的儿子；三婶身材高挑，穿着崭新，头发高高挽成发髻像城里人一样，和土里土气的妈妈及二婶有极大的反差。三婶讨巧卖乖地笑着，说着什么惹得爷爷呵呵地笑了，两眼闪闪发亮；三婶家可爱的小表妹肉呼呼的，眼睛黑葡萄一般又大又亮，吊着两个水蜜桃似的红彤彤的脸蛋，仰头对着爷爷问这问那；她不怕爷爷，在她眼里她首次见面的爷爷是慈爱可亲的。看着三岁的小孙女爷爷难得呵呵地发出开怀的笑声。他平时很威严，总是板着脸，似乎从来没有和我们几个孙女说过话，甚至没有正眼瞟过我们。他只对二叔家的大堂弟虚生比较和蔼，偶尔会和他说说话。记忆中爷爷只喜欢过那个小表妹，只对着她笑过，对我们则是视而不见。

  记忆中的二婶婶是一个个子矮小、面容秀丽的小女人。二婶和妈妈的关系非常好，她们抱成一体联合反抗爷爷独断专行的家长制度，让他一筹莫展。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看你们两个能好到什么时候！”。 妈妈外出务时，就把几个反锁在家。往往到午饭时间妈妈还没有回来，几个娃在屋子里饿得直哭。二婶常从窗户上一个破损的小洞里伸进筷子去喂屋里的几个娃娃。据姐姐说那时总是很饿，饿了就拿个长长的杆子去捅屋顶吊着的小篮子，企图捅下来个馒头，但是常常捅不下来馒头，捅下来的是食母生，吃了食母生越吃越饿，越饿越哭。

    我慢慢长大点时姐姐大概是被送到外奶奶家去了，妈妈常留给我一两个鸡蛋，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那时鸡蛋并不是每家都能吃到的吧，我便忍不住拿着鸡蛋向二婶家的大堂弟炫耀。堂弟看见了就讨要，我不给，他便追着我要。我们就开始在院外的田野他追我跑，直到他把我追得筋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便老老实实把鸡蛋分给他吃一半。

    院门前有个地窖。又有一次我和堂弟们玩躲猫猫游戏时，我一头钻进了就已荒废的地窖，一进去就被一群大黄蜂包围，蛰得我哭嚎不已，直到被抱出。只是脸上留下了很大一块疤痕。等我渐渐长大，这块疤痕慢慢长到了右下巴下，不那么显眼了，却成为我永远的记号。

    有一次二婶婶和二叔吵架，吵完就赌气在炕上蒙头躺了三天。我们趴在院外二婶家的窗外，探头张望，阳光灿烂，二婶裹着被子只有半个头露在被子外。不知谁把把长长的玉米秆从敞开的窗口伸进去，伸到炕上捅二婶的头。起先二婶忍着装睡不动也不吭气，后来就被几个孩子激得怒气大发，从炕上翻身跃起，跑出来追打我们。孩子们一哄而散，很快跑得无影无踪，二婶那天便起来又开始下地干活。

    村里有几个从兰州来的知青。那时候大多数知青都已经回城了，不多的几个还留在村里。当队长的妈妈看她们几个姑娘弱质纤纤，对她们非常照顾，她们也把妈妈当大姐，经常围到我家和妈妈聊家常。有一个春节过后，和妈妈最亲近的那个叫蒋瑶兰的女青年探亲回村。一回来就到我家来看妈妈，带来两三个苹果。不巧妈妈不在。那个拖着长长辫子的女知青陪着我玩了很久，后来等不住了，就关照我说，你可以吃一个苹果，另外两个留给妈妈吃。我连声答应。等她走了后，我吃掉了最大的一个苹果。那时村里很少有人吃苹果，我大概也是第一次吃吧。我盯了一会剩下的两个苹果，忍不住又吃掉了一个。最后只剩下一个最小的。留给妈妈吧，我想。可是那么久妈妈还不来，我忍不住又啃了一口，两口，最后决定给妈妈留一半苹果。就这样等妈妈回来都三个苹果都被我吃光了。后来的岁月我常常想起那一幕来，为自己的馋嘴巴和自私多少有点惭愧。

    爷爷的饭是单独起锅做的，吃得比我们其他人好。妈妈常说他吃“另果子”，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血性的二叔在一次挨骂后结结巴巴地反抗一句：“你......你.....你....另果子吃得嘴上的劲吃大了。”被爷爷一怒之下轰出了门。

    吃“另果子”也没有使爷爷长寿，他终于卧病不起。没有等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们那个偏远的小地方就走了。他也没有住上刚刚垒起的新房子。那年他72岁。那时一个初春，乍暖还寒，树叶还没有绿起来，风呼呼地吹着。出殡的那个早上，全家大大小小二十多口人排队在堂屋前哭丧。我和表弟等几个小孩子站在最前面一排，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开始放声大哭，我被吓坏了。我在惊慌中扭头去寻找站在我身后的妈妈，却看到她和二婶并肩肃然站着，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嚎哭，也没有看我一眼。俩人一样的表情，一样的漠然，在那群哭得大把鼻涕眼泪失去常态的男女中，观望她们竟觉得有一种动人的别样美丽。她们并没有悲伤，也许是被爷爷压制太久，也许是我们的不公平待遇使她们失去了对爷爷的爱和尊重。我惊奇地盯了她们很久，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无助害怕，随着大人们放声大哭起来。身边的堂弟也随着我哭了起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那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哀恸，我们被放在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悲痛场景中，不得不自己去领悟去成长。哭丧的仪式终于结束了，我安静地坐在院子中的小板凳上。村里的小伙伴站在我身边静静盯着满面泪水的我，聪明地闭着口没有叫我和她一起去玩。我呆呆地坐在那，也许是被大人的悲伤感染了，也许在下意识地模仿大人的安静，努力融入这个家庭惨痛的气氛中，把我们和别人区别开来。我知道，今天我们家的人应该和别人家是不一样，我们是大家关注的，像演戏的一样，别人都在旁边看戏我们不可以随意。我面对的那面墙已经倒塌，一颗被砍断的大树横倒在那堆废墟上。一个从树上跌落的燕子窝凌乱地斜在树边，燕子窝边躺着一只摔死的小燕子，耷拉着头、披散着白黑分明的羽毛凄惨地躺着。回头想来那个场景似乎在应验着“树倒猢狲散”的戳语。

  爷爷走了，结束了我们家长尊有序的大家庭的时代，迎来了改革开放。随着包产到户，我们那个大家庭也彻底分开了。15岁的小姑17岁的孃孃，还有19岁的小叔分开住，我家和二叔家都各自搬到了新的院落。爷爷走后，在他住的那房的炕洞里扒出一堆银锭，留给了我小叔她们四个。为此妈妈愤愤不平了很多年：为什么不给每个孙女孙子留一个让孩子们都看看银锭是什么样的呢？其他却是没有了，据爸爸说在破四旧操家时爷爷怕惹事，提前一个晚上把几箩筐的字画书籍焚烧了。其他被抄的抄，被抢的抢，祖上的东西竟然没有留下来什么。

爷爷走后隔年的那个夏天，到处漫溢着“春风吹，战鼓擂”的喜庆气息，自由之风吹遍整个村子。那个春天二婶格外鲜活，走路也哼着歌，背后的大辫子随着轻快的脚步甩动着，整个人都神采飞扬的，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她家紧闭的大门里常传出糕点的香味，常引得我流口水，因为妈妈不会做她做的那种好吃的点心。那个晚上，她骑自行车带我和大姐去附近的大队去看电影，那是那年才新兴的娱乐。那晚的电影好像叫梅花记还是什么，回来的路上她和大姐谈论着剧情蹉叹不已。第二天早上，妈妈去上班照例把我锁在家中，中午被释放出来时，便听说二婶婶骑车意外跌到河中淹死了。那年她三十一岁。那个晌午我和大表弟跑去河沿上看，远远看到她躺在河边的树沟里，满脸是碰撞在河坝上的乌青。二婶婶没有妈，只有她六十多岁的老爹伏在她身上，发出心碎的长长的嚎哭声。我下意识地扭头看站在我旁边的大堂弟，我知道他从此没有了妈妈，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时候他应该伤心。可是我在他脸上没有看到悲伤和眼泪，他和我一样茫然观望着妈妈的尸体，木木呆呆地没有表情。

  二婶走了后留下三个没娘娃，最小的才三岁，二叔经常外出好几天不在家，弟兄便天天围在我家灶火跟前。我们吃什么，妈妈都要给他们留一点，惹得我们姐妹非常不满，一听见他们弟兄敲门就反感。过了两三年二叔又找了一个个妻子，也是二婚，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她并不坏，可是通常情况下后娘特有歹毒虐待她一样没有少地给了那三个孩子。无论如何，三个男孩像村后的沙枣树红柳一样，虽然缺衣少食，虽然美誉没有爱的阳光，依然在风雨中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也不知那旧院落被拆毁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爷爷葬礼后就再也没有旧院子相关的记忆了。那个院落，连着院旁那颗高大的白杨，和白杨树上整天鸹叽不休的喜鹊，似乎都消失在一夜间。只有原来院门前马路边的羊角花，顶着那柔弱不起眼的小粉花，还在生机勃勃地绽放着，肆意抒发它的生命力，让我偶尔回忆起曾经的老屋曾经的岁月，回忆起那个黄风漫天的黄昏我和堂弟拖着破鞋满院子打转转，回忆起那个跌落在地上的燕子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