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对好友深厚的友谊，“相爱相杀”往往是首选。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相爱相杀”？

站在男人的立场，男性之间的“相爱相杀”，是士为知己者死，是轰轰烈烈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而站在女人的视角，比起细腻的关怀与爱护，母性在彼此熟悉的同性面前逐步丧失，呈现出一种恶的无限堆叠与循环。特别是聪明的女人，她们之间的“相爱相杀”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带刺”的幸福。那种微妙的疼痛，如同嵌入手心的刺，不触及时无关痛痒，一旦触碰就会痛入心扉。可即便痛苦也是快乐的，因为它早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本“那不勒斯四部曲”之一的《新名字的故事》里，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就塑造了这样一对“相爱相杀”的女性伴侣：主人公莱农（文中的“我”）和莉拉。二人在青春期的道路选择中，最终演化为人生命途的“分道扬镳”：“我”继续自己的学业，一帆风顺，甚至还成为名利双收的作家；而莉拉——“我”曾经的天才女友，则辍学嫁给了肉食店的斯特凡诺，成为有钱又世俗的老板娘……

看似生活轨迹不再相交的二人，却奇迹般保留着童年时的友情。作者埃莱娜是聪明的，她笔下的女人们自然也是聪明的，莱农和莉拉的友谊并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守候，也不是“细水长流”式的永远，平面化的描述如何能满足迷恋于细致、真实、尖锐的作者埃莱娜？“带刺”的幸福才是二人友谊的基石，但这种“带刺”的幸福，与其说是彼此手心的刺，不如说二人是一对独特的女性双生子，象征着女性一生所承载与追求的两种东西：理想与生活。

就天性而言，书中的莉拉更接近于“理想”，她漂亮大胆，激情叛逆，就像蔡健雅唱的那首《红色高跟鞋》：“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莱农的一生似乎都在追逐这种“左灯右行的冲突”，这种“疯狂却怕没有退路”，可她的天赋与自卑心态让她至始至终都更接近于“生活”的状态，在喜欢的人面前亦步亦趋，努力完成学业，成为街区的第一个大学生，沉静而踏实地迈向另一重人生巅峰。

她们的双生性在共同的爱慕者尼诺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尼诺虽然选择了放荡不羁的莉拉，但是在莱农的叙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尼诺对于莱农才华的欣赏，二人一度有过很多亲昵的小动作。而他对于二人的取舍，很有可能来自于他对自己缺失的另一半的潜意识渴望。莱农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归为生活的同类，失去原有的魅力，而莉拉则以一种特立独行的理想姿态受到他的关注。

这种取舍所造成的影响，正是幸福末端的“刺痛感”。比如莱农一边忍受嫉妒的痛苦与世俗的压力，一边又要为尼诺和莉拉的偷情打掩护。但面对这一切，她是这样想的：“我爱他们俩，因此我没办法爱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充满盲目的力量，来表达我自己的生命需求。”她以一种“没办法爱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们俩”，甚至在尼诺和莉拉的交媾之日，选择将初夜送给尼诺的父亲来完成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与同步，以此来实现某种幻梦。当所有的情感都捶打过莱农，当所有的刺都深入骨髓，她都从没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莉拉。这样的爱，确实有私心和报复的成分在内，但不可否认，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幻梦给予她的幸福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越了事后的恶心感。

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作者对于莉拉和莱农的身份定位还呈现出一种“游离”式的态度，而并非固定化的符号。在莱农与莉拉身上，生活与理想乐此不疲地互换角色，每一次世俗眼中地位的升降变化，都会引起一阵细微的“互刺”波澜冲突。比如一开始莉拉成为肉食店老板娘，而莱农还是个穷学生时，莉拉从卖鞋子的姑娘一下子腰缠万贯、风光无限，而莱农要靠打工赚钱，艰难维持学业。两者身份地位的转变，导致摩擦不断：莱农不愿向莉拉低头借钱，以维持一种看似平等有尊严的地位。莉拉则以一种施舍又羡慕的复杂眼光，给予莱农帮助却又命令莱农。在这种情况下，象征“理想”的莉拉被平凡化、生活化，以知识武装自己的莱农则被推向了“理想”的神坛，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愈演愈烈。

但即便如此，她们依然保持着交集，莱农会把要出版的小说拿给失魂落魄的莉拉看，莉拉也曾紧紧地握着莱农的手，对她说：“不要离开我。”女人与女人，即便不是生活与理想的极端，她们的相爱相杀也是如此残酷得温情满满，是心在愈合后的第一百零一次的破碎，是“我怕你过得比我好，但更怕你过得比我不好”，是痛苦的快乐，是快乐的痛苦。

而那也属于幸福的一种。

人生与人生的交集，也许只有通过这种“带刺”的幸福，才能形成错落有致的命运，奏响这唯一的真实旋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