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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01

房东问我“之后还有去处吗？”的时候我正捡起最后一件衣服塞进行李箱里，我麻木地摇摇头，没有小说里绝处逢生时他人的宽容相助，房东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我在他房门前蹲了好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头是晕的。我拖着箱子下楼、打车，找了个旅馆，把勉强装着我的一切生活用品的箱子安顿在了四环外潮湿阴暗的小旅馆里。

然后我买了去贡嘎山县城的车票，又托人预定了进山的大巴，做完这些事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一百块，这张一百块是最后一顿午餐结束后前男友给的分手费。

我在高铁站外的纪念品店外站了许久，拿这一百块买了一朵毛线编织的百合花——做工很粗糙，大概是百合吧。我把一把零钱塞进衣兜里，带着一书包简单的行李和这朵毛线花上了高铁。

我要去贡嘎山见一个女孩。她在信里写她叫铃铛，想到她时，我似乎能在自己混混沌沌的世界里听到一串悦耳的铃声。

我毕业后是执意要在这座城市安家的。买不起房就租房，独自打拼孤单了，就找个男友筹备结婚。做一番事业的信念颤颤巍巍地屹立不倒，但未来随波逐流。在这一年远在老家的父母离世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被裁员，连微薄的遣散费都没拿到，存款花光，男友跟我提了分手，我在没了工资的几天后，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

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宽裕，按月发的工资要先拿一小部分出来买泡面以备月底之需，除去饭钱和房租、给父母的一部分，我把剩下的几乎所有工资都寄给了我大学时资助的一个来自贡嘎山村的女孩铃铛。

——除了连房租都交不起的这个月。断掉资助让我单方面觉得痛苦万分，这段缘分仿佛我的生命线的一部分一样绵长而有韧性。我在被赶出来这一天突然决定不顾一切地去贡嘎山，我要去寻找我一直资助的姑娘。

出了市区后能看到的只有山和荒地了。我从高铁转大巴，大巴在山路上摇摇晃晃，车里闷热，气味又难闻，烟味、垃圾的味道和远行的人身上冒出的热气充斥整个车厢。

铃铛今年十六岁，算上大学期间我对她的资助，我们已经双向联系六年了。

铃铛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妈妈是远嫁来贡嘎山的，生下她不久后失踪了。她爸爸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平时在山里种田、去镇上做小买卖——她爸爸认字，因此铃铛写信的时候得注意避开他。

贡嘎山里只有一所学校，不分初中高中，两位老师一人教文一人教理。然而去年年初教文科的男老师在村民争执中被误伤了，男老师离世后贡嘎山中学只剩了一位女老师。

这之后就再没有新的老师了。山里的教育资源总是匮乏的，能上学的女孩也少——比方说铃铛一年的课上得零零碎碎，春来播种、翻地、上肥，秋来收庄稼，铃铛和很多女孩上学的机会是女老师亲自家访一点点劝出来的。

铃铛的梦想是考上大学，她想考个好大学，还想学音乐和舞蹈。铃铛说山里的姑娘唱起歌来都像百灵鸟。虽然她没在信里回应我写下的“希望听你唱民歌”，铃铛很少回应我在信里提出的问题或玩笑般的请求，大概是因为青春少女的害羞吧，我想。

此时的我沉浸在即将与年少的朋友相见的激动和惴惴不安中，我根据信封上的地址辗转几个小山村后终于到了铃铛所在的村子。说是村子，在这里更像一些原始的聚居地。我找到了这村子的邮局。

小邮局的绿色牌子被擦得锃亮，邮差不在，屋里的桌子上已经放了很多信，大多数是寄给出门在外打工的游子和远嫁的姑娘的，这村子里识字的人并不多，因此大多数信封上的字迹都是相似的。我随手把背包和毛线花朵放在门后。

邮局的里屋比外屋更小，几乎一转身就要碰到墙壁。里屋里摆着纸和笔，以及几张刚刚写完还没被封装的信纸——一般来讲这是由发信人口述、邮差或其他识字的人笔录完成的家书。我礼貌性地移开了眼睛，却突然跟刚刚走进屋子里的一个男人对视了。

我才意识到刚刚看信时有点入迷。那位中年男子盯着我，用方言问了我句什么——我听不懂，只能礼貌地对他点点头。他完美展现了贡嘎山里人的高大身姿和粗糙面容，眼窝又深又暗，以至于这时候我有点紧张，下意识地按住了手边的几封信。

男子的目光在我和信之间转了几圈后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他又对我说了句什么后，点点头，不再看我，转身去翻桌上的外地寄来的信。我才意识到他也许把我当做邮差或新来的写信人了。

我放松下来。男子把外屋桌上的信一封封拿起来细细看一遍又放回去，我才意识到他似乎是识字的。识字的中年人在这里并不多见。他把桌上的信封翻了一遍后又开始翻第二遍，我逐渐放下警惕，想着或许他没法认全信封上所有的字——万一他要找的是一封紧急的信呢？我在脑中思索着方便交流的肢体语言，然而在我刚刚走到小桌子前时他准确地抽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信封比其他牛皮纸信封要小巧一点也薄一点，怪不得会被淹没在这堆信里。

他看着我，我比划着问他你找到信了吗？他似乎听懂了，点了点头，把信封展示给我看，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什么，随后用我意想不到的、标准的普通话说了“百合”两个字。他柔和地笑了，将信封在脸上贴了贴，又凑近信封看了看。他身上有一股混合着烟气、酒气和泥土的味道，他的眼神逐渐变得迷离，看了信封一会儿后，他带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荒诞的表情把信封放到嘴边一边吸气一边亲吻。

一点口水和黑色的泥土渣渣粘到信封上。可这是我跟铃铛通信时用的信封，“百合”是我跟铃铛通信时用的名字。

02

我眼前一黑就要站不稳，踉跄一下时那男子扶了我一下。他的手触碰到我的皮肤时我猛地清醒过来，如被电流过全身。我连连后退。

我在大学时给铃铛寄的第一笔资助金用的就是“百合”这个名字。当时我的宿舍里有一束香水百合，写信时信纸似乎都能染上香气。彼时共同做慈善工作的同门调笑着拆文解字，“百合，就是十全十美的意思”。

我几乎落荒而逃。

大学时我给铃铛寄出的第一封信是被退回了的。据邮局说大概是因为我的地址填得不对，没人来领信，于是信件会被退回。我在网站上再三确认铃铛提供的地址，最后在请教了社团老师后，对方说可以试着写“某某小学，铃铛收”。

那之后我又寄出了一封信，不过没有收到回信。第三封信寄出后我忙学习忙了两个多月，没想到的是在两个月后成功收到了回信。

铃铛的字写得很整齐，信纸干干净净的。

我逃出小邮局后漫无目的地走在山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自决定来贡嘎山后便浑浑噩噩的。生活和工作虽然失意，但彼时我惦记着这个远在山里的可能被我改变的女孩——这时候我会感觉我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铃铛有收到我的信吗？如果她收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浑身酒气的男人来拿信呢？

我感到浑身发冷，这时候已经是下午接近傍晚了。山里温差大，我才想起来我的行李和带给铃铛的礼物还在小邮局里。

我在离小邮局还有几米的一棵树后停下，再三确认了那男子已经离开后才又进了邮局。

邮差已经回来了，我进去时他只对我点了下头。他在忙着整理一大包信，我问这些是从哪里寄来的，他一指旁边的小桌子说那些才是外面寄来的，我这包里的是要寄出去的，明天一早就得送走，得按地区整理整理。

我随手拿起一个信封，信封上的字迹娟秀又整齐，写得有些像隶书。我一连拿起几个信封，地址各不相同，写地址的字迹都大差不差，我问这是同一个人寄出的吗？邮差说不是，只不过大家都不怎么会写字，这些基本都是委托村里的老师帮忙写的。

我帮邮差码了码信封，顺便打听了晚上的住处。邮差说这儿是山沟沟，土房子多条件也不怎么好，如果我愿意加点钱，可以住进学校的教师宿舍里。

教师宿舍通常是用来招待领导的，条件不错，但得掏钱，不过这些钱都会被用来给学生买课本和桌椅。也算是做善事。

我帮邮差细细检查信封，挑出几封没贴邮票的，邮差把一大捆信装到绿背包里。我帮他整理另外一沓，却在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地址。

03

别慌，我对自己说，这些信最后一定通过某种方式辗转到了铃铛手里，否则我怎么会收到铃铛的回信呢？

信封上是铃铛的字迹，我所熟悉的微微向右歪的整整齐齐的字体。我想打开信却被邮差拦住了，我没办法证明我就是收信人。邮差狐疑地抢走信，催我该找落脚点了。

我问邮差这批信是从哪收来的，邮差说是学校——就是住宿条件很好的学校，要是想找人，走快些，还能赶在天黑之前到。

然而我还是走了些冤枉路，到邮差所说的学校教师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山路很长又崎岖，风沙和路上扬起的浮土弄得我全身灰扑扑的。但我此时却比初来时更加急切且焦躁不安，我急切地想找到给我写回信的铃铛——或者说帮铃铛送信的人，问问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敲响了唯一一间亮着灯的房间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子，她身材不高，短发，有点惊讶但忙不迭地邀请我进屋。

但我似乎找错了，这里更像一间教室，墙上挂着黑板，黑板下摆着矮矮的几套桌椅，黑板和桌椅的空隙处已经支开了一张行军床。小屋子里弥漫着粉笔灰和年代久远的木头的味道，我说明来意，中年女子笑着说教师宿舍是对面那排房子，不过现在只有她一个教师，她更习惯睡在小教室里，所以这儿叫教师宿舍也有道理——于是我得知她就是我要找的、帮村民们写信的人，她说不用叫老师，叫她川妮就好。

她摸黑带我去了教师宿舍，宿舍里有些灰，但已经很不错了。我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想问她，然而身体一沾床铺，连续几天奔波和打击带来的疲倦袭来，我几乎立刻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我才知道最近学校在放春假，这儿没有暑假，春假是因为春种时分各家种地需要人手。我收拾好自己准备出门，这时候川妮正在换衣服抡锄头，她说春假这几天要去挨家挨户家访，为了让学生们尤其是女孩们来年能上学，她得去一户一户劝说。当然有些家长现在答应但将来会反悔，不过有了口头承诺总比没有好。她拉起我的手说可以带我去找铃铛。

我在天蒙蒙亮的时候醒来，醒来时川妮已经在劈柴了，她力气很大，我主动帮她扶木头然而根本扶不稳。川妮笑着说你歇着去吧，她常做这些活，已经习惯了。我喘着粗气蹲在地上自下而上地看着她，看着看着，她的面孔和我记忆里的某张脸高度重合起来。

我毕业于省师范大学，有些遗憾的是大学时没好好学习，工作后也没找教师行业。但我在大学时参加了新媒体社团，工作内容是负责宣传栏和设计海报。我问川妮，你是不是省师大毕业的、拿过贫困奖学金，还代表学校上过省电视台？

对呀，川妮点头，你也是师大毕业的吗？

我连连点头。

你现在在做老师吗？川妮问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摇头。

川妮——学姐你怎么回来做老师了呢？我问。

这下轮到她有些局促地低头笑了，她说我当初是没办法呀，家里的老人给我在这边订了亲事，老人又身体不好，我得回这边来生活呀。

我们相对无言。

04

川妮说其他的事先不忙，先带我找到铃铛再说。

我本想把怎么收到铃铛的回信、怎么想来找铃铛、怎么目睹了可怕男人对我的信做出的暧昧动作这一切都告诉川妮，没说几句便到了铃铛家。川妮对我比了个“嘘”的手势，她说找铃铛得先避开他家的老人和铃铛的父亲，她家老人脾气又怪又执拗，允许铃铛上学已经是川妮数次来争取到的结果了。川妮说这里的人自给自足惯了，都不大喜欢让孩子跟外界接触过多——她曾经也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只是当时的老师坚持让她上了学参加了高考。她不避讳谈她的家庭，我却有些不知道怎么回应她。

我惋惜地说省师大的优秀毕业生能在山外找到非常不错的工作的，即使没法立即落户城里成为城里人，但也算走出了大山。因为亲事被父母锁住前途这也太可惜了。川妮笑着摇头说也不全是因为这个。

我看到铃铛了。她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只是更娇小瘦弱一些，皮肤是带点光泽的小麦色，长一双格外温和的眼睛。她正在顶着日头锄地，川妮帮我把铃铛叫过来，告诉我待会去小路口汇合。

我把手里的百合送给铃铛的时候她有些羞涩，她眼睛亮闪闪地看着我，我说我是“百合姐姐”的时候，她几乎立即跟我熟络且亲热起来。她拉住我的手开心地喊姐姐，我瞬间觉得这远远的曲折的一趟来得很值。

铃铛带我进了她的小房间。她说这是爷爷专门为她搭的小窝棚，平时她能一边喂鸡一边在窝棚里读书。她说爸爸和爷爷其实都喜欢她读书，读书多了可以嫁有钱的老板，老板喜欢识字的姑娘，她家里今后可就要靠她帮扶了。

那你呢？我问，你怎么想的？

我才不想嫁老板，铃铛吐吐舌头，嫁了老板就没时间看书了，得给人家洗衣服做饭，我要考大学，像川妮一样当老师，当了老师就可以每天写字读报了。我还要出国，去当记者，老师说记者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写文章。

哦对了，写字，我从背包里翻出一支钢笔来送给铃铛，我在信里说过的有机会要送你一支“英雄”牌钢笔，喏，现在送给你。

铃铛看上去有点懵又有点忸怩，我把钢笔塞给她，她突然开心地说姐姐你一定想不到，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留着呢。我经常拿出来读，晚上读书累了的时候就拿出来读一读——

铃铛一边絮絮叨叨一边从一堆稻草底下翻出一个小木箱，小木箱上还印着不太清晰的“送牛奶”几个字，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箱，里面整齐地码着很多信。

她骄傲地展示给我看，像展示一匣珠宝一样，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

但信封是最平常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也不是我的字迹。

我抽出信纸。这不是我写的信。

05

我在走向贡嘎山的短短几天里经历了人生的一场小小的海啸。先是满怀期待地来寻找我资助的女孩，随后极其失望且崩溃地发现我的信被糟蹋了也许没法送到女孩手中，接着冷静下来根据我收到的回信判断女孩是知道我在跟她通信的，又辗转终于见到了女孩，却发现女孩手里的信根本不是出自我之手。

可我收到的信确实是铃铛写的，字迹一模一样，一些细节也完全贴合，我问起一些内容的时候铃铛对答如流。铃铛没有收到我的来信，我却收到了铃铛的回信。

我找到川妮的时候她正在帮忙锄地。初春的正午已经热起来了，她穿着的考究的小西装已经被丢在了田埂上，我把西装捡起来抖一抖，川妮看到我了，隔着一大片已经锄过的地向我挥手。

铃铛说她第一次见到我写的信是在小学校，是由川妮老师给她的，是“百合”姐姐寄来的信。信里是一些关心女孩成长的话，以及百合姐姐在大城市的见闻，她鼓励铃铛努力学习走进大城市，届时她会带着铃铛去参观学校里的花海。

——这的确也是我想对一个山里女孩说的话。但却不是由我写下的。

我问川妮怎么自己干起活来了，她抹抹汗说这家地锄得晚，得赶着节气快点锄完，这家有两个小姑娘休了学帮家里干农活，她得说服大人送孩子上学去——至少让大的那个上学，大的已经十八岁了。

川妮的脸被晒得红红的，她依然亲切地对我笑着，我才意识到经过几小时的相处我已经把她当成了信任的学姐和老师，她像我心中的贡嘎山一样朴实而可靠。我突然很委屈，我想扭过脸去，然而眼泪先一步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

我是由奶奶带大的，小时候在镇上读书，考上大学时奶奶拄着拐杖一直把我送到县城送到车上。她如愿看着我上大学，却没能看着我毕业，在我在外读书的时候她去世了。那一年我的生活都交给了不大亲近的父母，也在同一年开始资助同样在山里求学的、向往走出大山的铃铛。

六年的双向联系让我时常有种穿越时间跟曾经的自己对话的感觉，在随着毕业、工作、求生而愈发艰难的孤独生活里有另一个自己陪伴。而工作失利、父母离世、男友分手的这几天里，我被迫接受自己是普通人里的倒霉蛋时，又难过地获悉我其实并没有联系上小时候的自己。

我感到委屈、烦躁、失落、空荡荡的。生活对我来说像一只怎么也走不出的如来佛掌。

我哭着把脸埋在川妮肩头，川妮用她的的带着泥土和阳光味道的手臂抱住我。等待我的哽咽平息，川妮抚着我的脊背轻轻地说：

“知道吗，小百合？那些以你的名义给铃铛的信都是我写的。”

06

我的第一封信邮寄到了小学校。只是不太幸运的是，川妮刚刚拆开信看了一眼，铃铛的父亲就到了。

先是邮差刚好碰见了铃铛家的邻居，随口说了一句有一封送到学校的给铃铛的信。邻居嘴快告诉了铃铛父亲，铃铛父亲识字，他看到信封上的“铃铛收”后礼貌且强硬地把信从川妮手中夺走。

川妮在下一次上课时旁敲侧击地问了铃铛有没有收到信，然而铃铛什么都不知道。川妮确认了几次后才肯定铃铛的父亲没把信给这孩子。

她开始留意相似的地址和信封，于是在第二封信到达小邮局、她目睹了铃铛的父亲再次拿走了信并擅自拆开了这封信后，决定自己给铃铛写这封信。

写信的时候她有点犯难——她只粗粗地浏览过第一封信，知道写信人叫百合、是个女生，年纪不大，除此之外她还真拿不准“百合”通过这些信要对铃铛说什么。

仅仅是聊天吗？她觉得不止于此。

或者是鼓励？这个可以有，无论是鼓励女孩走出大山还是努力学习，这都会是一个温柔大姐姐在信里写到的。

最开始“伪造”信的时候她还有些生疏，往往写一封信前要打好几遍腹稿。她逐渐摸出了信来的频率和时间，慢慢开始规律地以“百合姐姐”的身份给铃铛写信。她说写信的时候她似乎能感觉到曾经的大城市的温度，这时候她仿佛真的是“百合姐姐”了。

铃铛收到信时欢天喜地，她再将铃铛写的回信寄出。她像一座小桥，又像母婴之间紧密相连所不可缺少的脐带。她默默地连接着我和铃铛，于是血液得以在我们之间奔涌。

我差点忘了——川妮是我的学姐，我们都曾在大城市里生活过，在大学、写字楼、广场、剧院，我们的脚步能够重合，可惜的是她迫于压力最后还是走向了大山。

07

她带我去了她的家——她平时住在学校里，节假日才回自己家收拾一下。她说这房子曾经是公婆住的，因此很干净宽敞，菜地和鸡窝都一应俱全。她掀开帘子邀请我进屋，手工缝制的帘子有些许岁月静好的味道。

我得知了一切后先是无比感谢川妮。如果不是她，我就无法收到回信，连幼时的幻影都抓不到。但同时我又更加觉得她惋惜——如果不是逼婚，她也许能够顺利留在大城市过更加舒适的日子，有比“劝学生家长让孩子上学”更精彩的生活。

她笑笑。

屋子很大却很安静，我有些好奇。我问她：“川妮，你家里的人呢？——你的公婆、父母和丈夫都不在家吗？”

这里过于安静和干净了，没有多少生活的痕迹。川妮笑笑：“他们呀——他们都去世了。”

她的丈夫在婚后因病去世了，她那时才知道婆家急着兑现婚约的原因，只可惜她没能按照期望顺利地为婆家绵延子嗣，疾病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她丈夫的精神和力气。她丈夫离世后不久公婆也相继去世了，她父母是在近几年去世的，彼时几位老人都后悔拖累了川妮——她父亲离世前流着泪后悔说不该逼她回来的，希望她能再走出去重新开始——她年纪小，又有知识，总能够走出大山在外立足的。

川妮也在犹豫要不要再次走进城市。大山里的孩子都想出人头地，她也曾迫切地、坚定地、满怀希望地想走出大山。然而川妮没再走出去。她做了山里的唯一的老师。

所以并没有人逼我，川妮对我说，比方说把信递给铃铛的那一刻，这就是我留在这里的理由。

她哗地拉开小书房前的门帘，桌上摊开的是一封还没写完的信，旁边摆着钢笔和墨水，以及两封已经写完而没有封装的信、四五个写着不同地址的信封。纸笔间人来人往。川妮对目瞪口呆的我点点头，她像一座真正的大山一样安静、稳重，慈悲又宽宏地笑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