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者谭伯牛先生著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晚清中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战天京”这一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决战来布局谋篇，用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小说家般的想象力，描画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慈禧太后等晚清名人在大时局中的选择与行动，还原了历史事件中的“情与理”，也呈现出历史人物的处事智慧与人生进阶之道。
本书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始终做到字字有依凭、句句有出处，创造了历史写作的独特范本，是一本经典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作为近代史门外汉，我阅读完此书，确有醍醐灌顶、眼前一亮的感觉。
好的方面说完了，下面讲重点，也就是道出书中存在的两处谬误，希望该书在再版时可以斟酌修改。为免繁冗，下文把该书作《战》表示。
一、《战》书把咸丰帝任命的团练大臣数量搞错了
第一章“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中，在“团练之弊”一节，提到“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咸丰帝—编者注）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
其中，“四十三”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
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岷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此错误数据最初来自于罗尔纲先生著述。
作为国内外最早关注团练大臣的学者,罗尔纲在其 1939 年的著作中以表格形式逐一列举了咸丰三年一二月间清廷向湖南、安徽、江苏、直隶、河南、山东、浙江、江西、贵州、福建等 10 省委任的42位团练大臣,加上曾国藩,总计咸丰初年清廷共向10省委任了 43位团练大臣。
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43 人”之说被所有论及团练大臣的学者以不同方式所引用，《战》书也应出自上述一脉。
崔岷教授在着力搜集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前人迥异的数字。
他翻查最权威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又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剿捕档,综合所有文牍，统计出咸丰二年五月至咸丰四年五月,清廷向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西、直隶、山东、陕西、河南、湖北、浙江、四川、贵州、福建14省陆续发布了39道上谕,总计委任了289位团练大臣。
此外，我们还需注意到，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曾国藩，曾对咸丰初年的团练大臣人数有如下表述“咸丰三年,贼陷落金陵,皇上命各省臣工办理本籍团练。凡在内曾任尚侍,在外曾任督抚以至七八品官，素著乡望者,皆令襄治团练,前后奉旨饬派者不下百余人。”这里的不下百余人虽是粗略估计,仍可为今人提供参考。
所以，崔岷教授考察出来的289名之数，应是可信的。谭氏引用罗尔纲“43名”之数实为谬误。
二、《战》书把曾国藩京官品级搞错了
第三章“战天京”中，在“李泰国舰队事件”一节，原文“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是不是真的如谭氏所称“连升五级”呢？
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算算账就能明了。
首先看看清代“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品级，查阅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可知应为从四品。
再看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品级，查阅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与故宫博物院官网，可知该官位品轶为从二品。
从四品到从二品，应当升迁了四级，而不是谭氏描述的五级。
为什么《战》书会出现这一谬误呢？应该是作者把曾国藩自述的“二品者”当作正二品理解。
依据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记载，二品包含正二品和从二品。曾氏在家书中把从二品简述为二品，是当时通行的称谓。
清代时人把从二品作为仕途的重大门槛，居此位意味着位列卿贰，迈入了高级官僚阶层，尽管它与正二品品轶上还差一个档次。
我们再看同一时期，也就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写给祖父曾玉屏信中提到，“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曾氏自己都说超越四级了，这就更无疑问了。
斟酌再三，以上两个谬误还是明白指出，方便来者进一步探讨订正，也有助于谭伯牛先生创作出更加有深度和有品位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崔岷《咸丰初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考》，《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65-174页。
[2]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27页。
[3]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
[4]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5]岳麓书社《曾文正公文集》。
[6]词条《内阁学士》，故宫博物院官网，https://www.dpm.org.cn/lemmas/244756.html?hl=%E5%86%85%E9%98%81%E5%AD%A6%E5%A3%AB%E5%85%BC%E7%A4%BC%E9%83%A8%E4%BE%8D%E9%83%8E%E8%A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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