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我讲如何先喂点东西给狗吃，持续若干天直到获得狗的信任，然后把狗引到无人的角落，趁其不备扭断它的脖子。说到扭断狗脖子的那一刹那，小伙计用力比划了一下，脸上颇有狰狞之色。他说他的行李箱里有三把刀，是剥皮用的。

离收工还有一个多小时，楼顶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江江派我到地面筛沙。

筛沙，就是从沙堆里铲起一铁锨的粗沙，转身将其甩到架在一旁的筛子上，卵石、泥块被挡住，细沙透过筛孔漏下去。铲沙——甩——铲沙——甩——做顺了是有节奏感的，而这节奏感能带来愉悦。

一辆运水泥的车在卸货。如果是运沙，货车可以自动卸货，总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到工地来。水泥卸货则需要人力完成。一袋水泥50公斤，不算太重，但是这次卸货的只有一个人。他就像在面粉里滚过的面团，浑身上下都是灰。头发上像结了雾凇，脸也被染成了干水泥色，把两个湿眼窝衬得很黑。他没有戴口罩。卸完货，他把全身的衣服脱下来塞进一个编织袋里，在货车有限的遮挡下，拿着水管把自己冲洗了一遍，再换上干净衣服。

旁边一个不认识的工人在用鹤嘴锄挖一个坑，不时停下来抽烟。他对我说：“小伙子，别太累了，歇一会儿吧，这活儿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我不想拂了他的好意，便停下来休息。筛沙确实累，可是看着筛出来的细沙在那里越堆越高，好像在不停长大似的，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很快，我又投入了劳动。

一个人干活儿或者小工只有我一个的时候，我都很卖力，累也不抱怨。而如果有别的小工一起，我反倒经常不痛快，因为我自己不偷懒，也见不得别人偷懒。

有个小工年纪很小，大家喊他小伙计。他自称19岁，后来我知道其实才16岁。我和他常在一起干活儿。有一次，吊篮口的施工洞没有凿好，斗车穿过的时候非常费劲，搞不好就卡在那里动弹不得。而吊篮每一次上来都是两斗车，我觉得我和小伙计一人接一斗车是最公平的。可是每逢吊篮升上来，小伙计就躲开了。他不是闲着，而是忙这忙那忙些零碎的活儿，唯独不去吊篮那里。吊篮还要往其他楼层运砂浆，不能停，于是我就得一个人接下两个斗车。

小伙计这个样子不是一天两天，这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自己先接了一车，然后喊他去接另一车。他满地收集着师傅们用完扔下来的空灰桶，说等一下。我知道他又在故意拖延，便催他，让他先去接灰。他置若罔闻，继续把空灰桶提到砂浆堆那里，不紧不慢地逐一装满，又提上其中两桶准备送到师傅那里去。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一边咆哮一边疾走过去把他拦住：

“先去把灰推下来！听到冇？”

“等我把这两桶提过去再说。”他相当平静，仿佛我只是轻声细语。

“你给我把桶放下！”我继续吼道，“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每次都这样搞。你莫以为我不晓得你那点儿把戏。这个楼顶就两个小工，你干少了，我就干多了。”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零和博弈。

小伙计斜着眼睛瞪了我几秒钟，忽然两手一松，灰桶落下去，咚的一声翻倒在地。他转身朝吊篮口走去，似乎在努力做出一种既生气又不愿和我一般见识的风度，边走边说：

“就是接个灰唦，多大点儿事！”

事后我十分过意不去。我觉得同是小工，我并没有吩咐别人的资格，更别说发火了。小工鲜有不偷懒的，可我只对小伙计发火，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方只是个孩子。我有一种欺负弱小的羞愧感。

我也发现自己不过是发了一通无谓的火，小伙计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勤快。

小伙计是一种“流体性格”。他的懒散与其说透露了个人的品行，不如说反映了环境的“形状”。小工是按天计工，干多干少拿钱一样，也没有奖惩机制。偷懒是正常的，勤快才需要理由。然而，偷懒的小工并不是把少干活儿作为目标，而是根本就没有目标。你喊他干点什么，他通常会毫无怨言地去干。可要说主动，要说责任感，那是丝毫没有的，恰似懵懂无知的牲口，处于一种没有精气神、没有喜怒哀乐的非人状态。流体性格在小工中间相当普遍，并且具有传染性。常听师傅们说，某某小工刚来的时候如何“听话”，时间一长，还是被“带坏”了。师傅们都喜欢使唤“听话”的小工，对偷懒的则听之任之。

小伙计和他爸爸郭师傅、他后妈一起从别处工地转到赵家庄的那天，伍洁的姐姐和别人在厨房里一面感叹“遭孽”，一面议论。小伙计的后妈是个精神病人，据说只有二十来岁，高考时因为差几分而没有考上大学，就疯了，又说她从小就有病，她父母靠给她吃药压制着病情，结了婚之后，郭师傅舍不得花钱，所以就由她一直疯着，还说在工地上，随便哪个男人拿出一块钱给她买零食，就可以哄得她让人摸奶子。

郭师傅虽是抹灰师傅，但手艺欠佳。他抹过的地方极不平整，干了之后就像浅浮雕一样永远留在墙面上，一眼就能认出来。江江评价为“像被猪拱过的”。所以他只被安排去给楼顶围墙这种质量要求不高的地方抹灰。有一次他被临时调到别处一个工地干了一天，结果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天被叫去返工，成为一个笑话。其他师傅说他是在为老二创精品工程。

工地上的人都知道郭师傅喜欢打老婆。我不曾亲见。他在干活儿的时候倒是经常朝他老婆发火，像骂小孩子一样骂她。在场的人不免感到难堪，可另一方面，想到被骂的是一个温顺的、不懂还口的精神病人，难堪的感觉又被削弱了，仿佛精神病人不是完整的人，无权享有完整的人格尊严。小伙计也常用和他爸一样的口气训斥她。她甚至连一个正式的绰号都没有，也没听人喊过她的名姓。当需要指称她这个人的时候，大家会称其为“那个哈巴女的”。

“哈巴女的”除了给郭家父子洗衣服、开小灶，也当小工。要么是肢体不协调，要么是力气不够，她干起活儿来总是慢悠悠的，和其他人不在同一个节奏中。看她干活儿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情。不过她又是少有的不偷懒的小工中的一个。

如果郭师傅不在，有的师傅就会和“哈巴女的”聊天，引逗她作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回答，以此取乐。就像人们常对小孩子做的那样。

一天早晨，我正要出工，江江抱着一只小狗走进厨房，说是在外面捡的，送给我做伴。小狗才一只鞋子那么大，黑白相杂，毛茸茸的，十分可爱。江江让我找个碗，倒一点牛奶给它喝，先锁在我住的隔间里，免得跑了。我朝它吹了两声口哨，喊：“过来，过来”，引它往隔间里去。小狗听懂了似的摇着小指头那么一点的尾巴，贴在我的腿脚边跑着，让人顿生欢喜。

小狗舔了几口牛奶，发现我要关门离开，也跟过来。被挡在门里面之后，它就叫了起来。我锁上隔间和厨房的门出来，听见它还在里面叫个不停。这个时候“哈巴女的”来了，说狗是她的。江江呵斥她，让我不要把狗给她。

我们在楼顶上，远远望见“哈巴女的”一直守在厨房门外。后来伍洁的姐姐到厨房做饭，把门打开了。

中午回去，小狗已经不在了。碗里的牛奶还剩大半。我的心里有些失落。

原来这狗的确是她的。小狗在夜里一直叫唤，住在隔壁的传儿嫌吵，早上偷偷把它扔到了外面，这才被江江捡到。至于“哈巴女的”又是从哪里捡回来的，那就不知道了。

每次出工，“哈巴女的”都要把小狗带上。一有空，她就把小狗抱在怀里，摸呀摸。小狗总在叫唤，一种连续、尖锐的叫声，颇让人心烦。迟师傅说：“你让它莫叫了。再叫，我把它从这楼顶上扔下去！”小狗躺在太阳底下睡觉的时候，迟师傅也会走过去瞧瞧，弯下腰揪一揪它的小耳朵。

工地上一台搅拌机下面的深坑里也有一窝狗崽，四五只，还没睁眼。已是深秋，天有些冷，它们一只压一只地挤在一起。有一只已经死掉的就躺在离这堆狗崽不足一步远的地方。我们每天出工收工都从那里路过，经常看见一只棕黄毛的母狗，有时候趴在坑沿上，有时候在坑里喂奶，还不时见到一只白狗来换班。

有一次，小伙计跟我说他打算把一只在工地上闲逛的野狗弄死做火锅吃。他说他在中阳吃过一次，在祁县吃过三次。他跟我讲如何先喂点东西给狗吃，持续若干天直到获得狗的信任，然后把狗引到无人的角落，趁其不备扭断它的脖子。说到扭断狗脖子的那一刹那，小伙计用力比划了一下，脸上颇有狰狞之色。他说他的行李箱里有三把刀，是剥皮用的。

据说工地上那些有人养的狗，最终的命运也是被吃掉，在入冬后工人们回家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