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的疫情对人类生活的凿击让人类社会如破裂的水桶般倾泻而出，社会各个领域的把持状况呈癫痫式发展。

  首先是人们的精神状态逐渐紊乱，疫情让各年龄段群众的社会认知混杂不堪。俗话说，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以及暂未形成稳定世界观的青少年受疫情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尤其是对他们今后社会意识的形成有一定的耽搁，国家的建设者是否会变成国家烂摊子的收拾者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在疫情影响之前，新世纪出生的青少年对世界与社会的了解本来就处于不明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得益于他们父母那辈对时代观念的固化和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信息全景式生活的观念冲突，结果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社会认知，不知道哪些可以为自己所用，他们进入社会之前的整个成长过程只是包裹在父母和媒介的框架中，自身却没有嵌入与之匹配的人生经验。父母的教育如枷锁般一边禁锢着他们的为人处世，信息全景式的生活则一边推着他们去了解不同的人生和广阔世界，可能在少年阶段他们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只是顺应生活习惯，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内心受这两种认知冲突的影响则越来越强烈，等到他们真正进入社会以后，从前的认知就会阶梯式倒塌，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没有经历对社会的真实触摸而派生出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那些物质资源和人脉资源比较充足的家庭子女会提前知道自己的所需，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的子女进入社会也一样会产生浮空感，他们生活在上一代庇护下的人生进度中，只是相对于其他一般家庭延长了些许认知，这种情况发生彻底改变要等到他们在社会的挣扎中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才中止。

  疫情的到来让处于崩塌社会之中的群众痛苦不堪，封闭的环境与信息爆炸的媒介融入民众的生活，把人们的每一个痛苦点放大了无数倍。青少年本就是受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牺牲对象，再次受到疫情局面的影响会更加痛苦、更加无法适应社会，无论他们的心智还是进入社会的处境都暂时无法得到解决。大多数人潜意识里认为疫情只是一个稍微棘手的传染病事件，顶多让生活出行和经济水平承受一定范围的影响，可最核心的并不是它表面带来的伤害，而是它带来的连锁反应。疫情的出现节点刚好在科学研究发展的瓶颈口，不到一百年时间的和平年代像待开的酒瓶，如果遭受某种足以冲击社会底线力量的东西，那么稍不谨慎所有的酒就会从瓶口喷涌而出，只是核武器这个硬桩让各个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世界重启的代价太大，某些国家是否还存在都不可知。

  反观中年人和社会的主要建设者，他们已经从上个世纪的大环境经历过来了，他们除了拥有年轻人没有的社会归属感以外，在社会上的定位和坐标是确定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培养后代方面没有顺应时代的物资支持和长远观念。可能有人会说，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阶层本就不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怎么了解自身的社会定位？这是时代的特殊性决定的——他们生活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福利下。

  在近现代社会的基底建立起来之前，人们对国家的认知普遍没有一个常识性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们蒙受在战争的阴影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国家生灵涂炭，可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战争的阴霾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这一在资本主义矛盾中发展的反历史、反人类、反现代化的毒瘤又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民主和自由的重视，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发现和发明为战后的技术革命和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此外，战争还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以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整体上带动了世界各国的人性解放，所以这辈成长起来的人对自己的了解是有份量感的。可惜的是，二战以后的科技是突进式和超前式发展的，人类的思想一时反应不过来，这在人类之前的历史阶段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可想而知建立起来的世界框架也是具有不稳定因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福利已经枯竭，当今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国家建设者是脆弱且没有保险的。

  从宏观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同以往的时代实现了很大的跨越，除了全球争霸的超级大国和综合实力雄厚的几个国家首先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外，其他国家也被强行拉入跑道，但前面两种类型的国家有从上到下的联结力，负面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却在到达一定的发展节点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动荡(排除世界局势的影响），很多落后国家跨完脚步却没站稳脚跟。这些现象表明在21世纪前期，人类对后代的培育暂时没搭建起顺应时代的生活方式(个体心理、社会认知以及家庭资料方面），以及对未来蓝图的建设没有一个清醒的规划，而疫情如突然插进来的手术刀一样，把各种潜藏的肿瘤挑了出来并且扎得血流不止，后人只能做到包扎住伤口然后进行化疗。

  从目前的走向来讲，这一辈将来建立起的未来可能只是当前世界体系的劣质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