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对自己弟弟们非常严厉的批评大约有三处。
一是1860年10月间对九弟曾国荃的批评。其时曾国藩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当外敌入侵北京,咸丰帝命曾国藩北上勤王,曾国藩致信九弟,问其是否愿意同去。其弟在回信中谈了自己对当朝大臣们的看法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劝曾国藩仍以消灭太平天国为重而暂不北上,这引起了曾国藩的勃然大怒: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义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
分兵北上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 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
……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弟本闻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此次复信,责弟信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这封信不惜以中断兄弟情分来强烈批评曾国荃,或谓切责之深也。
二是1860年11月对四弟曾国潢的批评。当时,其四弟想在老家湘乡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回信说:
“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在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不安。特此预告贤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亦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这段批评的语气虽然没有上封信那么严厉,但内中蕴含的要求却丝毫不亚于前者。
第三次仍是批评其四弟的,时间是1861年。当时,曾国藩把对曾家后辈子女的教育大业完全交给了四弟曾国潢,然而,随着曾国藩与曾国荃在外的官越做越大,曾国潢自然而然地在来往的书信中表现出了一些骄气。曾国藩敏锐地感知了这一点,深知这对子女们的教育是很不利的,因此,在信中明白无误地对四弟进行了规劝和引导: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虚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矣。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己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别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之短,好发人之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
从这三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居高位享厚禄,但他对自家兄弟和子侄的教育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这恐怕也是曾家长盛不衰的法宝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