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哥是我的同桌，也是同桌时间最长的一个。
小学时，T哥成绩中上，擅书法、绘画，曾在学校宣传栏多次展出作品。也许连他自己都忘了吧。
我们在四年级时成为同桌。那时候，以他名字为题的打油诗在同学中盛行，T哥亦可算是班上的风云人物之一，更多时间大家喜欢叫他的绰号。
小学我们用的是双人桌椅。那时候，“三八线”仍是校园中男女同桌之间一道有形无形的分界线。有时，我们用铅笔、圆珠笔、钢笔划；有时，个别人用文具刀片刻划；还有时，就用手比划比划做做样子。到了初中，换成单人桌椅，没有了同桌，“三八线”也就此消失，成为了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尽管有“三八线”的存在，更多时候，同桌之间还是建立了伟大的革命情谊。为避免座位固定，每周各个大组会整体移动一次位置。小组移动时，同桌的两人常会一起搬动桌椅。学习上但凡有疑问，多半还是先与同桌讨论。有段时间，班上流行恶作剧。在上课铃响起立向老师问好后，后排同学常会偷偷移走前排同学的凳子，毫不知情的两人一不小心就摔得人仰马翻，引得周围同学哄笑阵阵。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同桌们也常会结成友邦，齐心防御这样的恶作剧。甚或“好了伤疤忘了疼”，一起移走前排的凳子。或者，一起在前排同学背后贴纸条，上面写着各种玩笑话语，诸如“此人出售”、“我是猪头”之类。
我记得每个学期开学第一天，班上都会重新排一次座位。班主任老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同学们的名字，大家兼怀不舍和期待之情在黑板上找寻自己的名字，告别旧日同桌，迎来新的同桌。而T哥和我竟连续几个学期被安排成同桌，友谊自不言而喻。
五年级以后，我的视力开始明显下降。坐在第五排看黑板板书已有些模糊，且日渐加重。那时候，戴眼镜在校园里尚属稀有，班上仅有的一位戴眼镜男生被同学们取了绰号，唤做“四眼”，最初很是有一番捉弄取笑的意味，叫得久了成了习惯，也并未因此变得动听。那时候我想我很有些不愿意步其后尘的念头，便对家里隐瞒了近视的事实，可抄笔记终究成了问题，是T哥每堂课抄完笔记后再把他的借给我看。为了能让我抄笔记的速度尽可能跟上老师讲课的节奏，T哥的字越写越快。可无论怎样，笔记本与书本的一来二去总归会对听课有那么一些影响，然T哥鲜有过不耐烦，为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有一次，T哥甚至为我背了黑锅。那一天，我破天荒竟然带错了课本，上课发现时，早为时已晚，只能够和T哥一起翻看他的书。老师捧着书，在教室里踱着碎步，领大家一起念课文，走到近前，终于发现了我俩共用一本书。老师未经询问，大约主观认为是T哥忘带书本，于是批评了他。背了黑锅的T哥竟没有半句辩解，微低着头，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听课。而我，那一刻，竟失去勇气向老师坦承是自己的原因，就这么任由T哥挨了批。尽管如此，那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了认真听课的心情。羞愧、内疚之情溢满心间，除了深怀抱歉看了T哥一眼，终究欲言又止。下课后，T哥甚至还对我笑了笑，似乎在安慰我不要介怀。很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此事，都会极度鄙视自己当年的懦弱和虚荣。
彼时，养蚕风行。T哥家附近有一棵桑树，因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T哥的蚕总是养得肥壮圆润。我因为和他同桌，常能在T哥心情好时分得几片桑叶。
T哥还曾带了一只他捉的初生老鼠来教室，光溜溜无毛的老鼠蜷缩在火柴盒里，既恶心又可怜，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好像后来被T哥放了生。
那时候我没有午休的习惯，吃了饭会早早去往学校，和小伙伴们在学校后山晃荡，或者在校园里玩耍。有段时间，男生们喜欢抓些昆虫偷偷放在女生书包里、文具盒里，甚至直接丢在身上。有一次，坐在后排的某男生便从后山捉了一只硕大的甲壳虫丢在我头上，以为我会和大部分女生一样失声尖叫。T哥满脸同情又一副等着看热闹的神情望着我。甲壳虫在我的头发上缓慢爬行，我终究感觉出了异样，岂料，我竟没有被吓得花枝乱颤，一把抓起那只甲壳虫，看了一眼，甩在地上，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妄图用虫子来吓我。
有一年，在我的提议和组织下，一小群同学在T哥家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Party。早已忘记大家送了他什么礼物，只依稀记得吃完蛋糕，我们还玩了类似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是温暖愉快的一次聚会。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以及香港黑帮电影的流行，古惑仔带来的暴力风潮势如席卷，一时成为了一部分青少年崇拜和模仿的对象，校园暴力事件开始增多，情节亦日渐严重。小学高年级以后，矿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青年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负面影响甚至扩散到了校园。总有那么几个和他们相交甚密的男生学会了那一套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开始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地寻衅滋事、欺负女生。T哥在这样的情势下，曾不止一次从中劝解，保护过班上的女同学。更屡次对我谆谆教导，告诉我不要惹那些人。时至今日，记得此事的远不止我一人，而T哥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给我们带来的些许温暖和正气。
可惜的是，升入初中，T哥和我分在了不同班级，交集渐少。再后来，T哥因故辍学。
听说T哥辍学后，我担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年长我几岁的T哥离开校园后，会如何早早辛苦地撑起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我想他肯定再也不会书法和画画了。我甚至很担心T哥会如同矿区很多早早离校的青少年一样沦为混混，踏入黑暗。可彼时，十几岁的我连自己的未来都看不到，又如何能够操心得了他人的未来，唯有默默祈祷，各自安好。
T哥就此音讯全无，不知去了何方。
直到2001年，大三。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寝室里安装了公用电话。某一个黄昏，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T哥，他不知从何处辗转问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电话中听到T哥名字的瞬间，脑海中浮现出彼此的幼时模样，竟恍若隔世。简略概述近况后，更多的，是一起回忆往事。挂了电话，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我不停跟室友们讲起T哥，以及我们的小学时光。即便我们虽然同城，却未相见，也足以让我放下心中的某处遗憾，深感欣慰了。又有什么比知道老友过得好更让人开心满足呢？
后来，我考研，读研，再毕业，南下，数年后回湘，安家，一晃又是许多载。那次电话后，我们再次遗失了彼此。
2015年，在微信的帮助下，重拾旧友。我和T哥在分别20年后与一群发小们相聚于长沙。别情难叙，又好似一切尽在不言中。经过这么多年，T哥终于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没有自我吹嘘，亦不卑不亢。
有太多的人不明白，对于真正的朋友而言，重要的从来不是你成为了谁，而是你是谁。
我们保持着不密不疏的联络，或电话或微信。他依然像从前一样叫我“班长”，几番闲聊，嬉笑怒骂，从不寒暄。被人记得和挂念是何其温暖的事。
我想，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惟愿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才是友谊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