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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季节，芒种前后，正是杏子黄熟时。

上街买了几次，回来细品慢尝。

杏子在华北是极寻常的，从来价钱都不贵。百姓千家都可轻易品尝，获取一颗酸杏，满口生津的乐趣。

其实杏子并不都是酸的。成熟的杏子，不仅大小有区别，颜色也不一样。有杏黄的，有橘红的，有的颜色很浅，好像白色，我没敢买那一种。

杏子的口感有脆有绵，也大不一样。对我来说，我还是喜欢放入口中，一吸一包浆的那种。

自古人们都以为杏子是酸的。忽然想起来本家一位过世多年的奶奶，年轻时是天津卫的大小姐，娘家是大家户。不知为什么嫁给本家爷爷，一根半腿的大拐子。这位奶奶，我幼时很记得她，因为她爱逗我玩耍。曾经拿缝衣服的红线头拴了我的小鸡鸡，还一边喊别叫它跑了。

就是这位本家奶奶，平时衣饰光鲜，说话温柔娇俏，村里人给了她一个雅称：小酸杏。我记得她的形象，总是一袭蓝布斜襟大褂，一年四季平平整整，就像请人新做的礼服。而更吸引人目光的是她干净平和慈祥的面容，还有两耳边一走路就晃晃荡荡，颤颤巍巍的小小的耳环。

我不知道村里人为什么叫她小酸杏，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她干净，爱美，不同流俗罢。

其实杏子并不一定都是酸的。我如今吃的杏子，就感觉是那么地酸甜可口。

杏子的吃法是有讲究的。只能吃果肉而不能吃皮。你需细细地把酸酸甜甜的浆汁吸吮完毕，再把果皮吐掉，否则有你好看。有一年我曾经吃了很多杏子没吐皮，又吃了一些桑椹没吐把儿，中午又喝的鲤鱼汤。结果可不得了了，下午就去医院输上液了。

医生告诉我杏子要吐皮，桑椹要吐把儿。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血的教训。

平时吃杏子，杏核是丢弃不要的。前几天吃杏子的时候我心里忽然灵光一闪，想起一个记忆深处的场景。

那是院里一位大娘，从血缘上讲已经不亲不近，出了五服了。她有一个小小的园子，低矮的围墙，里面种满了果树，印象里主要是杏树罢。幼小的我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小小的杏园。

那小小的园子，春天的蜂飞蝶舞一般引不起我的注意，只是感觉空气怎么莫名其妙变得甜甜的。有时急匆匆上学的我还会被受惊的蜜蜂在圆滚滚的光头上蜇几个包，而我并不敢停留，只恨恨地说，这该死的蜂子。

只有一个场景，牢牢扎根在我记忆深处，始终不能忘怀。

那一年，也是过了芒种，麦子已经收完了，小孩儿们还没有放暑假。一天，放学回家的小小男孩儿，背着书包，晃晃悠悠。一抬头，只见满树的圆圆的杏子，饱满圆润，红黄相间，鲜艳无比，诱人极了。小男孩儿咽了咽口水，低头赶路。母亲告诉他，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他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拐过墙角才发现，一个黑黑的，矮矮的，微胖的中年妇女。她当时正半骑坐在矮墙上，一条腿舒服的放在墙面，另一条腿随意地耷拉下来。一根探出墙外的杏树枝，像一把撑开的伞，替她遮住了近午的阳光。

这悠闲自在，志得意满的女人正是我那位大娘。只见她抬起头，一仰脸儿，并不动手，只一张口，一颗肥美多汁熟透了的杏子就吞入口中。

我看得呆了，双脚像被孙悟空定住一样，迈不动步。矮墙上的大娘终于也注意到了我，但她并没有理我，而是嘴角噙着一丝笑意，继续吞她的如意果。

我终于回过神来，想起回家晚了母亲的笤帚旮瘩，想起下午上学迟到老师的教鞭，我头也不回一溜烟跑回家去。

我没有跟母亲说，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但这个场景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个大娘去世十多年了吧，一生也不容易，没得什么好儿。年轻时被强人祸害，差点疯掉。华北平原，每逢盛夏，庄稼施完了肥，浇完了水，除完了草，灭完了虫，青纱帐也起来了，大暑热的三伏天，乡亲们都会睡晌觉。一觉睡到太阳落山，凉风起来，才下地随便干点什么活儿。不知道为什么，大娘在乡亲们睡晌觉的时间，自己跑到庄稼地里去了，然后就不见了，支书发动全村人到处找，最后找到了赤身裸体的她，奇怪的是，她的衣服竟然不见了。于是她疯了。

后来，她又好了。怎么好的，我一个小孩子也不知道。她家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按乡亲们的说法，也算命挺好。但是大娘重男轻女得厉害，大闺女一天学没上，早早就嫁给了本村东头老寡妇的大儿子。女婿倒挺好，高中毕业。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儿都大学毕业。二闺女上学上到三年级就被大娘拉下来了，为的是看孩子，其时生了她最小的儿子。二闺女后来嫁了个病秧子，不能出力干活儿，所以二闺女劳苦得很，但是生了个儿子很优秀，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去城里混事儿了。

大儿子不到十八，就跟一个老光棍去东北学木作活儿在那里招了婿。这就算断了念想，一辈子见不了几面了。

二儿子调皮捣蛋不学习，17岁就参了军，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回来时立了个二等功，国家给安排了工作。有个云南好姑娘跨越千山万水，不远万里追随英雄的脚步而来。那是二儿子受伤住院时照看他的护士，崇拜英雄，心生爱慕之意。但时位移人，此时的英雄已经嫌弃她身份卑微配不上自己了。于是大娘带领全家人连骂带打把人家赶走了。

姑娘身无分文，又走投无路，向我母亲哭诉（我们家跟大娘家对门）。母亲也没办法，只可怜她，含泪塞给她十块钱路费。我看那是一个挺好的大姑娘，眼睛大大的，辫子又粗又长。但我那时候才读小学，还是标准的娃娃。

这姑娘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头。二儿子成了国企职工，据说吃了没文化的亏，但凡有点文化，早提干了。后来娶了本厂一个漂亮姑娘，说是厂长的外甥闺女。

本来大娘一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二儿子身上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二儿子竟然离奇地死掉了。据说是去替人家按电灯泡，触电死掉的。女主人没有打120救人，却把他放进冰柜里，当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冰凉棒硬了。

不知是抚恤金还是赔偿金，反正是给了三万块钱。按说应该是大娘和儿媳妇还有刚上幼儿园的小孙子平分秋色。但是当公家把那笔钱放桌上之后，大娘猛然跃起，一把抓过来，双手抱紧，两眼放光，旁若无人地冲了冲去。全不顾身后的顿足捶胸，哭喊咒骂。后来，二儿媳妇改嫁了。孙子成了街溜子，小混混。

大娘是个能说能拉，能喊能叫，能蹦能跳的人，乡亲们谁都知道她不好惹。

当时村里盖房子，大队上还规划的。西头杨院玉堂的房子占到了她家地盘。于是大娘一家跟人家打架，不让人家从她家地上走路。打了好多次，最终人家盖好的房子没住成。几十年下来，风吹雨打，竟在几年前垮塌掉了。

还有一件事，让大娘成了村里的名人。那一年，玉米半人高的时候，雨水多得异常，大涝。乡亲们都去地里排水抗涝。

这年头，地里的沟渠都是完备的，排水本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就一样，华北大平原比较缺水，干旱年份多，水涝年份少，所以那些沟渠平时基本也没什么用。庄稼人稀罕地，于是挨着沟渠的人家就把沟底平吧平吧，种上了庄稼。

大娘家小儿子的地就挨着排水沟，不出意外他也在沟里种上了玉米，而且长势喜人，小儿子逢人就夸自己的庄稼如何如何。

这次不好了，乡亲们要排水抗涝了，他们家不乐意了。但是本来就是公共排水设施，不让排，大家的庄稼都玩完。年轻后生们见好说不行，于是便不再分说，直接开口放水。

大娘带领全家几口人站在没膝的泥水里，边喊边骂，又哭又叫，堵了这个口那个放开，堵了那个口，这个又放开。后生们就像约好了似的，也不急躁，只是盯着地头，专心放水。

最终，水，放完了；排水沟，成了汪洋；半人高的玉米苗子，摇摇曳曳，成了水草；大娘一屁股坐在地上，声泪俱下，呼天抢地。

母亲不得不去劝她几句：本来就不是你的，年景好你就收着，年景不好就当丢了。你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不好，图什么呢？何苦来？大娘终于逐渐收住了悲愤怨恨的情绪。她也知道，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大娘指望儿子，不指望闺女。大儿子招婿东北不回来了，二儿子触电死掉了，只剩一个老三，成了她最后的依靠。

老三本来就是大娘的心头好，小女儿被拉下来看孩子就是为的他。小儿子长的也让人喜，白白净净的，胖乎乎的，还大眼睛，双眼皮，个儿不高，但是整个看来很匀称。在大娘眼里，那是无可挑剔的活宝贝，哪儿哪儿都好。但是在众人看来，由于娇惯的缘故，这小儿子不光是不好学习，而且干活，也是干嘛嘛不中用。

小儿子找了个本村的媳妇，不丑，胖胖大大的，能干活儿，也没念过书。亲家母和大娘是队上一起干活儿多年的老对头，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那叫棋逢对手。

就这样儿媳妇不懂事，亲家母不讲理，小儿子又不中用，可苦了一辈子老实巴交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大爷。于是没几年，大爷就长了不好的病，舍下大娘，自己一个人先去了。

大娘痛不欲生，一辈子不稀罕的老头子，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窝囊废，她现在终于忽然感觉到没有这个人，她的世界就塌了天。

大年三十，小儿子没有带着老婆孩子来她这边过年，也没给她什么东西。大娘孤灯只影，触景伤情，又想起大爷来，又想起大儿子二儿子来，她又疯了。冰天雪地不穿衣服，几乎赤身裸体的奔到街上，呼天抢地，打滚撞墙，喊她老头子的名字，喊她大儿子二儿子的名字，那种悲情，几乎可以感天动地了。

母亲又不得不出来，连哄带拽把她拉回家去。说她，你这是揍嘛？七十的人了，这么闹有什么意思？孙子孙女都老大不小了，也不给孩子们留点脸面。你以为还年轻呢？你那把老骨头还经得起这般折腾。大娘两眼无神，眼窝深陷，呆呆地听着，并不作声，但也慢慢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大娘就撒手人寰了。带着她的荣耀与羞惭，光彩与暗淡，在一片真真假假的哭声中，吹吹打打的乐声里，漫天飞舞的纸钱纸灰下，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之后没几年，小儿子也得了怪病，卧床三年，把家里积蓄花得叮叮当当，死了，才四十许的人。

村里人私底下都说，这是个老实孩子，他是被三个女人克死的，是被他媳妇，他岳母还有他亲娘气死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