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越发认识到学科融合的大趋势。单一学科的观点在说明问题时可能较为具体，但其视角也不免有所局限。
通过搜索和了解相关信息，我发现传播学和社会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能够相互补充、相互论证，因此我挑选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来扩展我的知识库。
本书的前三章主要是为读者引入了社会学这一概念并介绍了常见的研究方法，搭建了读者对于社会学的基本认知。主要的内容从第四章开始，我今天主要的内容便也放在第四章。
首先我们梳理一下早期社会学三种最主要的理论视角，即“功能主义”、“冲突视角”和“符号互动论”。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协同工作，产生了稳定和团结。在这种思路下社会学应该研究社会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分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有机体类比：把社会的运行比作一个活的有机体的运转，社会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工作）；
功能主义强调道德共识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功能主义者认为，秩序和平衡是社会的常态，这种均衡状态基于社会成员中存在的道德共识，而当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时便能凝聚道德共识。
功能主义的局限在于许多功能学家（如帕森斯）过分强调有助于社会结合的因素，忽视了导致分裂和冲突的因素，并且功能主义没有充分重视社会内部的创造性社会行动的作用。后面的不足在符号互动论的学者中得到补足。
冲突视角的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采用冲突视角的社会学家也强调社会内部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一套全面的“模型”，以说明社会是怎样运作的。然而他们不接受对于共识的强调，突出的是社会中分化的重要性。
在他们眼中的社会是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群体组成的。追求不同利益便始终有可能发生冲突，某些群体将比其他群体获得更多利益。
冲突理论家考察社会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张力，并力图理解控制关系是如何得以确立并维持的。
符号互动论源自对于语言和意义的关注。所谓符号就是用来代表另外一种东西的某种东西；
米德认为，人类在互动中依赖共享的符号和理解。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因此人类个体之间几乎所有互动都涉及某种符号的交换；
符号互动论使我们注意人际互动的细节，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细节体会他人的言行。受此视角影响的社会学家通常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面对面互动，并强调这类互动在创造社会及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
这三种理论视角虽然只是早期对社会学理论性质的简单区分，但依然对后续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起推动作用，如在接下来要说的四大理论困境中的运用。
四大理论困境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把人类行动和社会结构相联系。即去探究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行为主体，能够多大程度地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状况？或者人的所作所为是超出个人控制的一般社会力量的结果？例如符号互动论学者强调人类主动、创造项目的成分，而比如涂尔干等功能主义学者则强调我们行为之上的社会制约的影响。
与此相关的有涂尔干关于社会约制的观点。涂尔干认为社会优先于个体的人，社会远远大于个体活动的总和。社会结构以一种堪比物质环境中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从外部来约制我们的活动，对个体能做的事做出限制。比如我们应尽的义务、使用的符号系统、用于商业的货币制度等，其功能并不受我利用他们的方式而影响。
但其不足在于没有意识到“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的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许多个体组成的。对于个体来说，社会确实是外在于他们的；但根据定义来说社会不会同时外在于结合在一起的所有个体。并且根据受符号互动论影响的学者的观点，社会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依赖于参与现象的个体赋予所作行为的符号意义。换句话说，人才是社会现象的创造者而非仅仅接受其制约。再者说来，社会结构可能制约我们的所作所为，但并不能决定我们的行为，即个体是具有主体选择性的，我们是主动地做出选择而不只是被动地回应周围的事件。就比如我们想要使用货币就必须受到货币系统的制约，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使用货币从而产生个体的改变，而如果大多数的人在某一时刻同时决定避免使用货币体系，货币制度将会瓦解，社会结构将被人们重塑。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对于这一理论困境是较为完善的解释。他认为，所有社会行动都以有结构存在为前提；同时，结构也以行动的存在为前提，因为“结构”依赖于人类行为的规则性。
对此我的理解就是：社会行为需要结构化的规则为其赋予意义，但结构化的规则本身也需要在社会行为的不断践行中才能存在。
书中用“语言”进行了举例：语言想要存在，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结构化。说话者需要遵守特定的语法规则，否则他的话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意义，无法传递信息；然而，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个体不遵守这一套规则或者没有人再使用这一门语言，那与这种语言对应的结构化规则也就不复存在。语言始终处于结构化的过程之中。
第二个困境是关于社会中的共识与矛盾。一些社会学观点强调人类社会内在的秩序与和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论社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多么大的变化，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依然是持续性和共识（如功能主义学者的社会有机体比喻）；另一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公开的对抗，人们间也会存在利益的分歧，积压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引发冲突（如马克思）
但其实这两种观点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共识与矛盾都可以与权力相关，某种程度上共同存在。不同群体持有的价值观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对立利益的混合。例如劳动者需要资本家提供工资支持生活，资本家也需要劳动力来维持企业运作。在此种情景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交集部分出现了，双方反倒都倾向于超越他们的差异。
意识形态也是某种共识关系，但是是以损害较为弱势群体为代价来保护较为强势的群体地位的价值观和信仰。掌握权力的人可能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维持支配地位，但也有能力使用强力。譬如封建贵族统治的合理性来源于王权天命的共识，但对付对抗权力的人依然会诉诸暴力。
第三个困境是关于性别，准确的来说是关于是否应当把性别作为一个普遍范畴融入我们的社会学思维。
早期社会学者以男性为主，其理论著述被受女性主义视角影响的学者认为存在男性偏见。如涂尔干在关于自杀的讨论中曾指出：男性“几乎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产物”。这就是说由于女性较少社会化，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因而具有不同的认同、品味和倾向。
但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假定男性与女性是拥有特定兴趣和特征的群体是错误的。如受后现代思维的影响的朱迪斯·巴特勒，她提出“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围，而是一个流变的范畴。因此其不是展现为人们之何所是，而是人们之何所为。
最后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这一困境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取向与非马克思主义取向之间的差异，讨论的是影响现代社会起源及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把现代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的压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变革背后的驱动力量。资本家彼此竞争，不断将资本投入再生产，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无限扩张，推动变革。
而韦伯则是马克思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韦伯认为非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同样起关键作用，如其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清教的宗教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塑造；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只是塑造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相比之下科学和科层制作为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机制是更为基础的。科学、科层制和现代技术的发展被韦伯合称为“理性化”，这是指在技术知识的基础上依照效率原则来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
其他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观点有两点不足，其一是夸大了纯粹经济因素对于产生变革的作用，其二则是资本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么关键。
而我认为相比之下韦伯观点的进步在于：
1、分析了经济体系中的权力划分不同于其他来源，如男女不平等就不能单独的从经济角度来分。
2、认识到了西方的全球化影响来自它对于工业资源的控制，以及军事力量的优势。这就对于资本主义影响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式有了更为具体的把握。
接下来就该到后现代主义的晚近时期社会学，但鉴于篇幅原因留到日后再谈。通过梳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确实让我有种开阔了眼界的豁达之感，从社会学的视角再次理解某些与传播学共有的理论，如“全景监狱”，也让我对两个学科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开阔的思考。建议同学们也可以扩展涉及的领域，站在更高处来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