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一对北大清华毕业的年轻父母拜问禅师：如果买不起学区房，该怎么办？
禅师：如果北大清华毕业都买不起房，还买学区房干啥……
老实说，我刚看的时候还会心一笑，转念一想却觉得不太对劲。
如果北大清华毕业的在北京买不起学位房，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换个工作吧？啥都不干就去问禅师，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在北大清华的时候没好好念书吧！
因为在北京，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会去问禅师呢？你应该去问出租车大爷啊！
有人说大爷说话不腰疼，可我却觉得大爷说到了关键的点子上。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曾经说：“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再往前些，蔡元培先生曾经对北大的学生们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所以蔡元培先生写下了《论语》中的这两句名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大概蔡先生当时想到的，是清初顾炎武写下的这几句话：“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不能追名逐利、并不是不能讨论房价楼市、并不是不能吐槽劳心劳力赚的那点钱，还不够买个破旧学位房的厕所。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全部。如果大学生们仅仅把自己的目光定在找个工作供个房，那大学的理想、责任和担当又能落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国家中，无论是智商、情商还是批判精神都是较为优秀的一群年轻人天天都背负着一个房子的负担，那诗歌与远方所象征的梦想与追求，曾经的那些壮志凌云，难道都不得不缩进一套套小蜗居、都不得不晃荡在进京的814路公车、不得不断送在每个月那几乎是所有劳动所得的银行贷款吗？
我想，决不是这样的。
房子，我们不得不去背负这样的挑战。但诗歌与远方，也应该是我们内心深处留存的一份始终仰望的星光。
2007年，我和太太买了第一套房子。那时我还在读博士，每个月的国家补贴是280元，家里的所有开支都是靠太太的收入。幸好双方父母支持，在离学校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广州东部买下了一个两居室。那时候每天早上我背着资料和电脑去挤人满为患的505路公车，下午回来同样在交通拥堵的路上晃一个多小时。
但是我蛮感谢那段时光，尽管压力山大（写不出论文就不能毕业，不能毕业就没有收入），但我每天在车上来回，竟然也读完了一些平时没时间看的文学著作。实在太累看不下去，听听英语听听自己录的材料，不知不觉也就回到家门口的公车站了。
于是有一天，我突然在车上灵光一闪，把自己论文中的某个问题给想通了，那种痛快淋漓，至今想起依然激动不已。
我想，艰难、压力甚至于各种非难、挑战，都是我们人生中不得不去经历的一个个山坡。今天你看到那些人前的风光无比，都是昨日他们在背后的风雪心酸。所以咪蒙有段话我很赞同：“成功者不是比别人幸运，只是他们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刻，别人熬不住的时刻，都比别人多坚持了一会。所以，成功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从不放弃。”
工作之后的第二年，我在珠海上课认识了经济学院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江瀚。他在暨大毕业后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然后进入中国银联工作。几年之后，他在上海买了房，房子的月供和我这个已经工作了七八年的副教授是一样的。我常跟他开玩笑说，所谓老师不如学生，就是我这种情形。
可是我知道，这个从小家境就不错、文理样样精通的孩子，一样在上海的生活里吃足了苦头：他曾经在台风天还要回公司加班，结果自行车被台风整个吹起，他重重地摔了一跤却还是要继续赶路；买了房子后公司就派他到西南地区出差，一去就是大半年，生病了自己窝在宿舍里也没人照顾，除了能在群上抱怨两句，也只能继续死撑下去。
重要的是，他的小房子月供甚重，光靠自己那点收入绝对是杯水车薪，于是他利用业余的时间写经济评论，结合社会现实分析经济问题。从他的微信公众号“江瀚视野观察”开始一步步积累，如今他已拥有二十多个自媒体平台的专栏，纸媒向他频频约稿，还被几所高校聘为MBA讲师。但大家只是看到了他现在成功的光环，却很少留意他在坐高铁往返华东和西南时，还带着平板在写自己的自媒体文章。
哦对了，即使如此，他却没变成一个赚钱工具。他依然是个喜爱哈利波特却又热心肠的好孩子，路见不平依然会吼两声的年轻人。
所以，光抱怨房价太高而失却了诗歌远方是没用的。在这个时代里，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抱怨太多而行动太少，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鸡汤”在网络和现实中盛行但却依然供不应求，而吐槽和冷漠似乎成为了我们回应这个现实的最好武器。钱理群先生说，现代的大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看文章开头的两个例子，不正是最好的写照吗？
现实世界的艰辛，不应该是我们放弃精神追求的借口。毋宁说，我们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有独立判断力、有坚毅的意志力、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体恤他人和感恩他人自觉的完整的人。当世俗社会日渐以物资财富塑造所谓的“贵族”时，真正的精神贵族是会离我们渐行渐远的。
我想起了一段一战往事。在一战的第一年里，每七位英国贵族军官中就有一位在前线丧命，而普通士兵的死亡率是每十七位里有一位。索姆河战役后，大将军蒙哥马利子爵（Bernard Montgomery）就说过：“很不幸的是，我们在这场战役中失去的军官的比例要远远大过普通士兵。”在整个一战中，入伍的英国贵族及贵族子弟五分之一死在战场上，与之相比，在参加一战的所有士兵中（包括贵族），八分之一没有生还。正如坎纳丁在《英国贵族衰落史》中所总结的那样：“对于大多数英国贵族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尚武精神的殉难和诗意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无私的、坚韧的、毫无怨言的牺牲，更大更残酷的讽刺在于，所有他们的牺牲，都是为了保护一个渐渐地但不可挽回地不再属于他们的国家。”即使如此，这些曾经被视为“剥削者”的英国上流贵族，依旧为捍卫国家的自由与尊严而义务犯规，即使最后自己也成为了社会进步改革的牺牲品。
所以，肯尼迪在1961年发表了他的那段著名的演讲：“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危机时刻有幸担当捍卫自由大任的人们并非多数。我不愿逃避责任——我乐于承担。我不相信谁能避开现实。我们为事业所尽的力量、忠诚和奉献将照亮这个国家和所有为之服务的人们——其光芒也将照亮世界。所以，我亲爱的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亲爱的世界人民，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问我们大家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
所以，17岁时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所以，梁任公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们依然在短暂的岁月里负重前行，我们依然要面对着未知的压力和不期而至的挑战。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时代，每一代人有着每一代人的幸福与烦恼。也许在面对着这时代的物欲横流，我们除了纵身跳下，还可以在起落浮沉之间让心灵诗意栖居，让理想悬仰星空，让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而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