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的三种模式：
1、主体对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
2、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
3、后现代化去中心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吉登斯）：
人是符号化的动物（卡西尔语），人的自我意识自然要用符号形式表达出来。吉登斯用米德的社会符号学观点去看“自我认同”的语言表现。他认为，从语言形式上看，“自我认同”的支撑性的话语特征就是“主我!宾我!你”的语言分化。“主我”是个体积极的原初意志，它控制着作为社会联结的“宾我”；主我是一个语言的转换器，它从语言、概念或术语的网络中获得意义，形成主体性的话语系统，这是突显自我知觉的条件。“宾我”是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得到的一种他者的社会认同。但是，主我宾我（以及主我!宾我!你）的关系是内在于语言中的，而不是个体的非社会部分（主我）于“社会自我”之间的联结。因此，“自我认同” 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全部特质及其组合，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这里设定了超越时空的连续性：“自我认同”就是这种作为行动者的反思解释的连续性。这样，对“人”的理解则肯定依据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个体的认同不是在行为之中发现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反应之中发现的，而是在保持特定地叙事进程之中被开拓出来。如果一个人要在日常世界中与他人保持有规则的互动，那么其个人经历就不能全然是虚构的。因此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显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是指在连续的自我和身体中，人的概念的持续感受。并且，自我认同的“ 内容”，即个人的经历由之建构的特质，也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吉登斯不仅考察了“自我认同”的语言特征，而且还进一步考察了它与身体、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以及理想我之间的关系。
首先，关于“自我认同”与身体的关系。他认为自我当然是由肉体体现的。身体是一种客体，它是被自我意识赋予或注定要发生健康和快乐的源泉，但同时它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自我是感受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的起源，因为自我是自我价值的承担者。身体不仅是一种“实体”，而且是一种行动系统，也就是说，它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
其次，自我认同与耻辱感、尊严感、自豪感之间的关系。耻辱感是行动者的动机系统的消极面。尊严感和自豪感则对自我认同的叙事完整性和价值充满信心。这是因为，自豪感根植于社会联结，它持续地受到他人的反应的冲击，而耻辱感源自于对自己身体在旁观者的注视下的与自豪感的紧张关系的情境。耻辱感渊于无法实现建构自我理想的期望，而负罪感是一种只要超我的约束受到违背时就会引发的焦虑。显然无论是耻辱感还是负罪感的存在都是与自我预设理想自我密切相关的。
此外，他还考察了“自我认同”与个人风格以及自我何以赢得自信"（也是现代社会中得到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等方面的关联。而“理想自我”就是“我想成为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可以说，它是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因为它塑造了使“自我认同”的叙事得以控制的理想抱负的表达渠道。
自我了解/自我认同
自我了解就是对自我所处环境的适当评估，对所扮演角色的正确认知和对于理想与现实能力的掌握。包含了以下内容：
1、我是谁，我的本质是什么？
2、我是怎么样的人，我的个性、特长与能力如何？
3、我想做怎样的人，我的愿望和理想是什么？
4、我应该做怎么样的人，我的道德和价值观是什么？
中心化就是获得主流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和社会认同，如果父母并未去过中心化地带，孩子将会成为父母的中心化补偿，即使是现在的时代，常常听到父母说，我们那个时代没条件学习太多技能，没有太多发展的机会，所以送孩子去学很多很多兴趣班，孩子似乎成了“全才”，可是一旦深入了解孩子或者父母，会发现除了竞技性的技能展示，这样的孩子反而很脆弱，在和小伙伴相处过程中显得敏感易受伤，在物质条件丰富的今天，父母们反而更需要辨识，对于孩子的教育，哪些是自己的补偿？哪些是孩子真正的爱好？否则意志强加的东西反而令孩子的自我认同遭到折损，而那些完成中心化的成人们，反而在做着去中心化，与中心化保持着安全距离，真正的超级个体具有格局意识，他们的发展不再依附于主流，而是不断创造性的完成自身的系统化建构。
仪式感与群体记忆
仪式感，定型的结构性力量，大约三十年前，外公因为一场集体宗教演讲，戒了酒，开始每天礼拜，定点每天五次，每次礼拜前，先净身，念同样的经文，重复同样的动作，其实外公不识字，那些阿拉伯语经文是背下来的，日复一日的坚持十年后，他六十多岁，声音洪亮，身体极棒，记得当时爬山我远远不及他，现在他八十多岁了，每天除了五次拜功之外，还可以步行十公里完全没问题，在几年前还去了沙特朝觐，他是朝觐团年龄最大的一位，这种仪式反反复复的坚持，变成了他核心的精神力量，几年前坐在他旁边，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宁静平和带来的影响力，他独立且毫无畏惧，热爱生活，现在回想外公将近三十年具有仪式感的生活，仪式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重复，它带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情感记忆，或者精神信仰，是一种热的形式，不断更新与定型，更新着身体的细胞，更是不断重塑着人格结构，渐渐的有一种精神力量，乃至一种无所求的生活方式。
反观这种仪式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第一个阶段这样的仪式会带着说教，教条式的坚持，在以宗教为仪式的大多数人中，这才是常态，在外公身上也不例外，他会用这种仪式去说服他人，甚至会对别人造成压迫与反感。
第二个阶段，已经不那么教条了，但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教化他人的责任，公益的奔走于清真寺的各种事务，从说教到身体力行的行动，这是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明显过渡，这个阶段他渐渐穿越了宗教的符号化，在行动中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信仰的内涵，我想这是经由仪式的坚持不断接近本心的过程。
第三阶段，他渐渐退出社会事务，除了最基础的仪式感坚持外，语言和行动都减少了，只是处于生活中的状态，这个阶段再接近他，就是一种宁静与平和，对于我而言，也产生了某种召唤，一种愿意去践行的召唤
仪式感就是让这一天显得和别的日子不同，它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与记忆，而外公长久坚持的仪式感成了我们的群体记忆，由仪式感形成的节律，进而形成的生命形态也渐渐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可追溯的记忆也令我们总有根基可循，若真的要去回溯家族的源头，太多东西难以考证，可是由一个人几十年坚持的仪式感进而形成他个人真正的信仰这条线去追溯，却带给我不一样的力量感。
寻父与卡农式父亲
“他不爱我！”回想我们这个时代出生的人，不知道多少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出生于八十年代的我们刚好遇到父亲们有更多赚钱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父亲的关系估计更多是生理性的，物质性的，而较少具有情感性或者精神性，看到瑜伽上师萨古鲁的一句话“我们的感官本质上只能感知到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无法感知其他层面的任何东西。所以当你人生的体验仅仅局限在感官的知觉上，那么它就被限制在物质层面。你所经验的一切都是物质层面的，你的身体是物质的，你周围的世界是物质的，你的妻子、丈夫、孩子全都是物质的。虽然你对这些东西抱有情感，但他们仍是物质的东西，就连你的头脑也是物质层面的。”
我们的父亲原型几乎是严厉、顺从，皇权式的父亲，一种引发阉割的父亲形象。于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在父亲面前是绝对隐藏的，而在父亲面前呈现的是迎合的，唯唯诺诺的虚假的自己，但那个隐藏的真实自己实则是蓄谋着力量准备反抗的，或者每一次要争取发展自己的机会，必然引发的是一场自我折损的战斗。
是真正站起来去寻父，还是不断的把那个阉割的父亲幻想成那个理想父亲形象？每个人的寻父之旅都是一条独一无二的旅程，幻想需要不断的阻止那个真相浮现，需要持续的补偿，大量的能量用于防御而非自我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自己的主体发育不良而陷入父亲的发展模式，直到无法补偿的时候，主体因缺乏力量只能采取破坏式的路径自保，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个封闭性的结构，也就是一种原始的施受虐结构，在这个世界中不断循环反复，这种寻父不过是一种投射来投射去的游戏，对于主体而言丝毫没有发展的余地。
卡农式父亲有关闭的能力，也有吸收的能力，具有唤醒的能力，典范式的光芒，纪念碑式的连续性，与世界保持距离，超级的矛盾体。
而这趟寻父之旅更多的是一场自我整合的道路，穿越阉割式父亲的暗道，进而与原型发生整合，这需要强大的自我意识水平，到了某个年龄，除了回归内在不断的内观面见自己之外，别无他法，这也是一场自我革命，在我们有了一些必要的人生阅历之后，完成的一趟自性化道路，其间有卡农式父亲的灯塔式引领，但真正能够完成这趟旅程的是，一定是不断接近本心的自己，父亲不在是个寻找的对象，而是就活在自己的精神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