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6日，距离现在一年零一天，我与来自19世纪的乔安娜撞个满怀。
冰岛之行结束，我来到了波兰。那天的出行预计拜访卡里米日犹太聚集区，顺便看看辛德勒工厂。而遇见乔安娜，是计划外的事。
波兰的冬季是一个恶魔，为了取暖，我每天都要喝几杯热饮。从一家咖啡馆出来，我裹紧了羽绒服，有一种哪怕是松开一秒，就会变成冰雕的危机感。和大部分欧洲地区的梦幻童话色彩不同，见证了犹太人屠杀的卡里米日地区建筑配色灰暗。被暗色系的建筑包围着，我的心情也下沉到了极点，如同一具行尸走肉。突然，像变魔法一样，街角一家挂着“Stary Sklep Old Shop”字样的蔚蓝色小店跳进了我的视线，玻璃橱窗里的二手玩具咧开嘴笑着，它们是那么可爱，把我身上所有的寒气吸走了。
我轻轻推开挂着铃铛的木框门，老式唱片机里溢出我听不懂的歌剧。乔安娜穿着上个世纪的裙子，端正地坐在角落，她戴着眼镜，手里捧着一本书，并没有因为我的闯入而抬头。19世纪的大门开着，在堆满了玩具、首饰、邮票、信件、家具、烛台、相框的小店里，我正一步步逼近童年、电影和阳光。不知从何时起，乔安娜像从时空隧道里走出的贵族夫人，她伸出手摆出邀舞的姿势。就这样，我在古老的音乐中与她共舞，魂不守舍。
57岁的乔安娜是大屠杀幸存者，精通波兰语、德语和希伯来文，不会英文，我们的所有交流都是通过google翻译和手势。即便通过冰冷的翻译机器交谈，还是能感受到她眼神传递过来的温度。我们都是怀念过去的人，所以一见如故。她说自己是活在19世纪的人，八点睡觉四点起床，早上一切安静让她有创作的欲望，那时她会画画，写散文，作诗。
第二天是中国的新年，我孤身一人坐公交去卡奇米日看她。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下午，一起抽烟听歌剧聊艺术，她把我引荐给诗人朋友，带我去犹太人的聚会和大家一起唱歌。
入夜，我提议与她一起去LP里推荐的酒吧听摇滚。犹太人居多的Alchemia酒吧当晚安排的是波兰乐队LIMBDSKI的演出。时间尚早，演出还没有开始，她穿着优雅的裙子和我一起坐在木制的台阶上手挽着手交谈。期间，她不停地亲我的脸颊，和我说自己没有结婚也从没有过孩子，如果我的父母不介意的话，可否让我做她的干女儿。看到翻译软件才明白意思的我，后悔没有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认真看她深邃的蓝眼睛。
当晚我把她送回家，穿过维瓦斯河和一片城市森林，我们一同抵达1875年建造的老式公寓。这是一个加起来大概十五平米的小屋，前厅拥挤，没有浴室和厨房，煤气灶对面是浴缸，发黄的浴缸上懒散地挂着碎花浴帘。卧室里是一张单人床，与其说是床不如说是长宽适合孩子体形的睡椅，床的对面是一张小书桌，是她写诗的地方。
一进屋，乔安娜脱下外套帽子，拧亮了餐桌上的陶瓷灯，光线刺向有无数条裂缝的地板。她走到灶前，说要给我做一份波兰风味的素食夜宵，甜味的豆子和菠菜让人反胃，为了显示出礼貌，我还是吃完了。吃罢，乔安娜又和我聊起了艺术，这次我没有接茬。我为她的境遇感到难过，艺术在她身上已经超越了正常的生活，是一场无比认真又无比癫狂的人生游戏。
在我们认识的第三天，乔安娜邀请我搬进她的公寓并与她共进晚餐。在距离卡里米日一个小时车程的胡塔区，有一场我不愿错过的现代舞表演，我拒绝了晚餐的邀请。当天中午去商店找乔安娜吃过午饭后，我们“约定”晚上在公寓见面。在看完舞蹈后我赶往公寓，在她邻居的帮助下我进了公寓的大门，可是却怎么也无法敲开她的房门。我试图透过猫眼和门下的缝隙获知房内的信息，里面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动静，我被拒之门外了。夜晚十点，不方便过于大声地敲门，在漆黑透风的台阶上我坐着等了一个小时。
我想也许她睡了，也许外出看歌剧还未归，也许……我给她的诗人朋友facebook留言，也没能得到回复。无法与她正式道别让我绝望到在门口哭泣，寒风撕裂着我的颊骨，我的牙齿和头发也生疼，感觉痛苦已经深深长进了脑袋里。在被悲伤击打到有气无力之前，我掏出本子，撕下一张纸，就着昏暗的过道灯写了一封信给她：
乔安娜：
没能和你再见我感到很难过，明天我要去扎科帕内，希望和你再次相见，在下一个冬天的克拉科夫，或者是秋天的北京。
Nikki
你的干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