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了一点六祖惠能的事迹，心里就生出疑惑；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怎么会得到开悟？又怎么能够开创南宗、并光大发扬呢？

我的疑惑，也不是没有缘由；惠能那时候就有个比丘尼，与我一样的疑惑。

这个比丘尼，法名无尽藏，是惠能前往黄梅冯墓山礼拜弘忍、在路过韶州曹溪之时遇到的；她正在读《涅槃经》，惠能听过以后，就为之解说经中义理。

见惠能精通义理，尼就拿着经书问字；惠能说:

“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尼曰:

“字尚不识，曷能会义？”

惠能答道:

“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其实，这件事涉及到哲学上的现量与比量的关系。

一朵花在风中摆动，一条鱼在水中游着；你用文字描述，即便描述得十分逼真，也不等于“现量”，亦即并非等同所描述的事物本身与状态。

文字语言是个“比量”，只能近似地用于描述“现量”而已；因为从哲学上讲，“现量”，亦即事物的本身，是没法完全描述的。

生活经验也是如此；庄子的《天道篇》上说到，有个善做车轮的匠人，却不能通过透彻的语言，把得心应手的斫轮经验，传授给他儿子。

当然，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文字语言更能载“道”的工具；但书上所记载的、至微至高的“妙道”，也只不过是一条线索，可供后人作“死蛇活弄”的凭借而已——也由此而诞生了、执泥不化的一批“书呆子”。

惠能不识字，但从学禅的角度而言，也有他的优势。

日本一位学者，这样评论惠能:

“……之所以能继承弘忍的法，也是因为他没有学问，才能剔除观念上的对立，与思考上的迷惑，而和清净的名僧、完人的本来面目契合。”

那天初见，弘忍大师这样对他说:

“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于此之时，假如惠能带有一点身份与奴性的世俗意识，他还敢在这位禅宗五祖面前，答出以下的话吗？

“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惠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又身处岭南这样的未开化之地，但他却直率地指出，人人平等，佛性无有差别；他还批评了弘忍的话，带有民族歧视意识呢。

冯友兰曾经推断，惠能的“风动幡动”之议，类似于东晋名僧僧肇的《物不迁论》；但读了惠能的这个故事，感受上却很痛快，完全不同于读僧肇此论。

惠能后来到了广州法性寺，刚好踫上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

这时，风吹幡动；两个和尚在激烈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

惠能对他们说: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们心动！”

惠能认为，风和幡都是因缘和合之物，将两者割裂开来认识，都落了“边见”；归根到底，不论风动、幡动，都是些现象，也都来自于人的感觉，一任“自心”。

“是你们心动！”

“心”指“识心”，受到过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如果用这个“识心”去认识事物，就会“迷”。

惠能的话，并不是否定事物现象的存在，而是反对用“识心”去看待事物，亦即反对执着于事物的现象。

正如冯友兰所说:

这个道理很深奥，但印宗法师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所以听到之后，他便很激动，当即请惠能坐了上座，虚心地请教。

即便惠能的这个议论，是与《物不迁论》相类似，但僧肇是费了许多心思、花了许多时间，才写出来的；而惠能却是一下子、就从心底里流出。

即便惠能与僧肇，说的是类似的道理，但这个故事与《物不迁论》，就阅读量的对比来看，也是不一样的；正如现代学者顾随所说:

“……宗教哲理，陈义愈高，析理愈细，即索解愈难，去人愈远；而其自身亦由是而孤立，而衰颓，而澌灭矣。”

到了南北朝末期，佛教的繁琐哲学，已经成为必须改革的时代要求；正是在如此时代背景之下，六祖惠能应运而出。

惠能不识字，顶多只是听人念过几部经书而已，可他却处处联系修行实践，摸索出一套简捷的成佛法门；他的修行实践与证悟，并非必须要以文字知识作为基础，却正是以“不识字”为表征，强调应当于生活中无住无着，行持一切禅法也都无有执着。

六祖的法门，简明捷快；文化不高的平民，甚至于文盲，也都可以读懂、听懂，而且不识字者还有可能少了“所知障”，入道未必比读书人慢。

这样的法门，适合了普遍大众的真切需要，所以惠能走的是群众路线；结果使得禅宗发扬光大，以至于后世，禅宗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坛经》记述六祖惠能在大梵寺讲经，“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剌史韦据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余人”；可见，不只限于僧尼，各种身份的听众都有。

这里有什么奥秘呢？

奥秘就在于，惠能的讲法，总是首先要适应普遍大众的心理。

比如说，儒家的忠孝观念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惠能必须将禅宗的修行，与儒家伦理思想联系起来，而后逐渐地引导至彻底的禅理。

《坛经》中这样说: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忠言必是逆耳，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这些话在中国人听来，是很舒服的；而事实上，佛儒两家在思想认识的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就孝道而言，印度佛教根据“缘起论”，派生出了因果轮回的观念，以为当前的父母，可能于前生里，是自己的子女；而禽兽虫蚁呢，也有可能是几生前的父母。

如果照搬印度佛教的这一套话，没几个中国人爱听，更会心生反感的，惠能的说法，必须要考虑到大众的感受；有人说《坛经》有儒化倾向，这个“儒化”却是必要的。

传统佛教还让人出家，这是舍弃了父母亲情；而儒家有言，“父母在，不远游”，子女随时要侍奉父母，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还必须无条件地遵从他们的意志。

儒与释对于出家问题，显然是意见相违的；于是惠能便说: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理由呢？因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这里顺便说及一件趣事；有位老先生注释《坛经》，发现了一个问题。

《坛经》的版本众多，他选用惠能弟子法海编辑的本子；《行由品第一》，记述惠能背柴到集市上去卖，“见一客诵经”，“一闻经语，心即开悟”。

客人告诉他，所诵的是《金刚经》，并说了得经之处；接下来，是这么的一段:

“惠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老先生对照了多种版本，这样写道:

“法海本里是‘一客’，除付柴钱，分文不曾多给；惠昕等三本里的‘一客’，均‘取银十两与惠能’，而《祖堂集》里的‘安道诚’，竟然给‘银一百两’！‘客’人，由没有名姓的‘一客’而到有名有姓的‘安道诚’；钱财，由一文未给，到给‘银十两’，再到给‘银百两’。”

老先生说:

“这其间的变化，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

其实，惠能的后学做了补充的叙述，是想突出惠能的孝道；这个突出，也是符合惠能的精神，在《坛经》里可以找到根据，比如上引的这一句，“恩则孝养父母”。

惠能到了晚年，还回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为父母修墓，并建报恩寺以报父母之恩，的确是个孝僧。

故而，在南唐时期编写的禅宗史书《祖堂集》里，那个“一客”分文未给，便改写为赠银一百两；如此才能安排好惠能老母的生活啊。

至于那个“一客”，也变得有名有姓了，叫作“安道诚”；除了有姓有名可以显得真实可信，这个名字或许还有含意——“怀着让惠能安心求道之诚意”。

从《坛经》里可以看到，无论惠能或者后来的整理者，都很关注修道者的道德品格。

宗教是心灵的寄托，所以僧人的腐败、堕落的现象，而为大众所极端厌恶；只有自身正，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仰，扩大本教派的影响。

捷克人约翰·胡司，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心声:

“在上帝眼中，一个有道德的贫苦农民，比一个富有而犯罪的教主要高尚得多。”

唐代的寺庙，尤其是上层僧侣，已经相当的腐败。

唐武宗为什么要灭佛？他灭佛的成果之一，便是“拆招提阑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倾，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唐会要》卷四七)。

不仅是寺院经济的腐败；僧人生活作风的堕落，从唐代诗僧的诗句里也可以看到，如寒山诗:

“又见出家儿……愚痴爱财色。”

拾得诗:

“我劝出家辈，辄莫染贪淫。”

针对这种现状，《坛经》里这样说道:

“成道非由施钱。”

惠能提倡禅农并重，禅僧应当自己养活自己；不鼓励信众给寺庙送财物。

另一边，惠能又说:

“日用常行饶益。”

即是说，僧人和信众都要做利人之事，惠能呼吁对弱势人群多加帮助；“上下相怜”，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惠能还尽量处理好政教之间的关系。

初期禅宗，坚持头陀行，不与官方亲近，结果受到了打击、迫害；二祖慧可，于107岁之时，还被地方官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里，他坚持沉默不辩，而后丢掉了头。

而惠能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就处理得很好；韶州刺史韦据，后来还成了他的弟子。

但惠能决不依附、服务于朝庭及其权贵，而是面向广大民众，走群众的路线。

虽说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惠能却又主张“因缘出世”。

所谓“因缘出世”，亦即有限度的出世；既让佛教适应世俗社会，又要超脱各种争斗。

他在《坛经·忏悔品》中说:

“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

所以，禅僧要远离世间的“众生知见”、“止恶行善”；使得自己进入“佛知见”的精神家园。

这里，还可将惠能与神秀，做一个对比。

神秀晚年走依附国主的道路，曾使得北宗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

他自己成为“两朝法主、三帝门师”，朝庭的大臣们都归附在他的门下；当时两京和中原的知识分子及普通百姓，只知道禅宗就是神秀的北宗，根本不知道还有个惠能。

神秀的几个大弟子如普寂、义福等，后来也成为国师，可谓显赫一时；《续藏经》中这样记载普寂:

“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师门，朝臣归崇，敕使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

但，唐政权垮了，北宗也就随之而垮。

惠能大师则继承并发扬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山居修道、沉迹民间的传统；在荒僻的岭南，踏实地开创、发展南宗禅，终而造成了后世的巨大影响。

六祖惠能圆寂以后，禅宗南派分化为沩仰、法眼、云门、临济、曹洞等五宗；从五宗的兴盛，也可以看到“因缘出世”之说、于修道者的益处。

临济宗破庵系、曹洞宗洞上系，在政治、经济纷争激烈之时，隐入山林、倡导农禅，得以存续至今；而其他三宗，均因违背惠能的“因缘出世”主张，而卷入了世俗政治以及经济的纷争，甚至于企图左右世俗政权，终而法脉不存。

这样的历史事实，不能不令后来人深思。

(2019.8.8，宁波、翠柏西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