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文明的冲突（一）

一、西方的普世主义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在所有的文明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不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负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观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里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一种困难的关系。它们可以归于三类：

一是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教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

二是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

三是俄罗斯、日本、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因素。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实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

使西方和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有三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

一是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化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的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

二是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

三是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和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

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很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二、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西方各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产设施。21世纪初，这些进程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力量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进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输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他们在本文明内或本地区内控制其他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对你开战。

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为弱者弥补常规军事力量劣势的手段。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教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这一情况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扩散影响的地区强国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分歧。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

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实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三、人权和民主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

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新的民主政权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欧和中欧最可能保持稳定，在拉丁美洲稳定性较差。

至20世纪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数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都开始了向民主制的转变，但非洲是例外。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

然而，到1995年，欧洲和美国为达到上述目标所做的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种抵制根植于伸张自身文化的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具体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的自我肯定。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然而，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西方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教。经济增长会加强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来看，它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亚洲国家实现。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四、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那些世纪里，不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年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民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

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

西方人一贯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0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成移民，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仍然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1990年，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

20世纪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

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欧洲的自然增长率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五、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和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的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上建立起新的国家的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

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

2.相对军事实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

3.经济实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它争端中；

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做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

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

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问题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其中，当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卷入冲突时，文化差异就会加剧冲突。

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

第一，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包括核心国家在内的亲缘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参战者。然而，这一可能性会强有力地促使对立文明的核心国家设法遏制和解决断层线冲突。

第二，全球各文明间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文明间大规模战争的潜在根源。

六、伊斯兰与西方

1400年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多少世纪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动致命攻击，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只有土耳其共和国除外。到1920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独立而未受到非穆斯林统治。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1757-1919年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年至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冲突模式的原因，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的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２０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冲突：

一是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

二是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时，对它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

三是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

四是共产主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和穆斯林的共同敌人，使它们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

五是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

西方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更多集中在广泛的文明间的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来源。

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朝鲜。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七、亚洲：中国和美国

（一）多文明的大杂烩

国家间的贸易不仅带来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

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实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与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

第三，中国这个最大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具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别。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促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二）亚洲-美国冷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为平常的话题。在美日两国之间，显然发生了非常类似贸易战的行动。两国的候选人都发现，在影响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提倡强硬路线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

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

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的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实力关系的变化。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三）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

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着重大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中的一种。一是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二是或者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之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三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四是东亚政治或者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中国是否能成功，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一是与他国结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二是尝试“搭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采用。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

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八、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和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变得对西方更加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的、有时可能是高强度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很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将是合作的核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中国在宣布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同时，它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此外，中国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可能也驱使它加强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系。

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即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拉丁美洲与西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整体军事力量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不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但却无意对它进行挑战。在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实际上就是与美国之间，主要的冲突问题是移民、毒品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会引起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人权、移民、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也被提上非洲和西方的议事日程。

在拉丁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依赖于西方，除了在联合国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日本经过一段时间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可能会疏远美国向中国靠拢。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会是困难的，只要俄罗斯在它1945年占领的千岛群岛问题上拒绝妥协。

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对两国而言，俄中联系如同儒-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俄罗斯和伊斯兰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它对延其南方边界上的穆斯林人口爆炸所构成的威胁的看法。

目前中国的力量正在扩张，在21世纪初，印度的力量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极为可能的。

为了对抗中-巴联盟，印度将与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印度和美国将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扩张并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反而对其有利。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已被多极、多文明世界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